李友皓
（湖南科技学院 国学院，湖南 永州 425199）
摘 要：张少孙编选《名家指导国学研究法》一书，由上海大华书局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三月出版，可谓生不逢时，辜负了这部好书。该书选文皆系当时国学名家的作品，遴选精审，牖启后学，白话文书写，语言亲切，通俗易懂，是一部探讨国学研究方法的论文汇编，可看做国学入门的初级读本，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张少孙；《名家指导国学研究法》；研究法；入门读本[收稿日期：2019－1－3
作者简介：李友皓（1999－），男，山东济宁人，湖南科技学院国学院2017级学生。
国学究竟如何入门，应该选择何种教材，虽说各家有各家的要求，各家有各家的答案，但前人的治学经验总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或许可以看的更远一点。由张少孙选编的《名家指导国学研究法》[1]一书，不失为一本较合适的国学入门教材。该书系统完整地讲解了研读国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国学书目、治国学的方法、治国学的途径、研究国学的工具书，等等，内容都是民国时期国学大家所撰写，作为一部教材，能够给国学爱好者指出一条正确的学习途径。不过，本书编者名气虽不大，但小人物往往有大能量，其内容的编排做得比较有特色，系统完整，通俗易懂，值得一读。下文将具体介绍编者生平、版本信息和内容梗概，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 编者生平
张明仁（1918－2003），字少孙，笔名慎盦、鸣人，湖南常德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幼时随父张文治研读古典文学，曾就读于上海大夏大学中国文学系。1936年起在上海《申报》《大晚报》《民报》上发表文章。1938年毕业于上海正风文学院。在校期间，担任文学刊物《文风》编辑。在《光明》杂志发表《我所知道的〈资本论〉中的王茂荫》,受到郭沫若的重视，此文后转载于《沫若近著》中。他又在邵洵美主编的《论语》和黄宾虹主编的《学术世界》上发表《谈金圣叹的幽默》《白香山之文学》等研究论文。1939年任教于上海光夏中学，参加中教联，编辑“中学生丛书”。常在《大美晚报》的“夜光”、《文汇报》的“世纪风”两个副刊发表借古喻今的讽刺杂文。1939年底赴屯溪任皖报社副刊编辑。1941年返上海，仍在光夏中学任教。著述有《名家指导国学研究法》（大华书局1938）《四朝学案人名索引》（世界书局1938）《古今名人读书法》（商务印书馆1939）《怎样阅读书报杂志》（珠林书店1939）等书。未刊行的著作尚有《庄子索引》《张问陶年谱》《章惇新传》《古今名人作文法》《语冰集》等。
1936年张氏在《文风》第一期发表文章《论晚明文学的流行》[2]P30-33，在第二期发表《陆游和辛弃疾：南宋两大民族文学家》。此期刊出版于上海，主办单位为文风社编辑，属于正风文学院的出版物。刊名为“文风”，不言而喻是一种文学类的刊物，月刊，栏目有文学评论、文学研究、诗歌、小说、散文等。正风文学院是一所以“阐扬国粹，启发新知”为宗旨的私立学院，在其创办之初（正风文科大学时期），分设中文、英文两系及中学部。该校院长为著名南社诗人王蕴章，1926年秋，他与韩国钧、胡朴安等人发起，最初在上海创立正风中学。1928年8月，增设大学部，改名正风文科大学，王氏自任校长，担任美术文及词学课程[3]。这两篇文章是张少孙学生时代的习作，讨论主题与国学密切相关，既可以看出他对国学具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功底深厚，又可以了解其为人为学的主张。
张少孙《论晚明文学的流行》一文，主要讨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晚明文人作品的风气问题。作者在文章开头提出清代一些禁书在晚明时期被文人以及民众所追捧，像《袁中郎全集》此类的书籍，几乎人手一部。如果我们仔细讨论这些书籍的内容，便会发现，这些书不但不能够引起我们的同情，而是觉得很悲观的事情，因为这表示当时文学的风气已经出现了问题。张少孙概括出一个现象：晚明文人的作品，大都是逃避现实，自命风雅的，所以说来说去，都不外吟风弄月、谈狐说鬼那一套。断定当时文学作品多低级趣味，然后发出疑问：我们现在是一个怎样的时代，怎样的环境，从事文学的人，到底应该如何改造社会、唤醒民众。最后得出结论：晚明文学的流行，的确是很可悲的事情。由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张少孙对于文学的态度以及他个人的治学主张。他对于文学似乎有着一种纯粹的看法，一种天生的使命感，为匡正文学界风气而斗争。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出他有着严谨的治学态度，崇尚实学，经世致用。同时，也能发现张少孙自身的文学功底深厚，其对于传统，对于国学，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其个人品格是刚正不阿。
张少孙《陆游和辛弃疾——南宋两大民族文学家》[4]P55-62一文，通过标举陆游和辛弃疾为南宋两大“民族文学家”，唤醒大众对于民族文学的认识。这篇文章是在帝国主义侵华的背景下写出来的，主要内容写陆游和辛弃疾在民族文学方面的见解认识。通过本文中所讲，作为文化人，不论是哪个朝代，都要有民族意识，要有强烈的国家意识。特别是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更让作者对于像陆游、辛弃疾这种民族文学家大加推崇。在本文中，讲陆游从军后作风开始有了巨大的改变，倾向于民族文学的创作。这对于诗人的性格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自号“放翁”。陆游的一生，都投身于民族文学的创作，迫切希望中原解放，直到他去世的时候，还在一心盼望着国家统一。通过张少孙对陆游的评价，可以看出作者对陆游的态度是肯定的，在文章中还列举了许多陆游的诗词，表达其对陆游这种强烈的民族情怀、家国主义的赞成以及肯定。
二 版本信息及内容概述
《名家指导国学研究法》是一本论文集，汇编各种国学著述以及国学研究方法，共收录各家论文24篇，作者16人，按照前后顺序分别为章太炎、曹聚仁、梁启超、胡朴安、朱希祖、陈钟凡、胡适、陈柱、汪辟疆、周予同、方志超、胡怀琛、范祎、陈鲁成、王璋、顾实等。
（一）版本信息
《名家指导国学研究法》由上海大华书局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三月初版，上海精益号印刷，平装一册，封面1页，自序1页，目录2页，正文219页，版权1页，封底1页，全书共计225页，当时定价为国币四角。总发行所为大华书局，分发行所为世界书局及各大书局。自大华书局首次出版之后，此后大陆未见再版。本书目前在国家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图书馆等均有收藏。
本书为初学入门而编，论文大致分为四类：一是涉及治国学的方法，有章太炎的《治国学的方法》、梁启超的《治国学的两条大路》和《治国学杂话》、胡朴安的《客观的研究国学方法》、胡适的《治学的方法与材料》和《研究国故的方法》、陈柱的《研究国学之门径》、方志超的《怎样研究国学》、胡怀琛的《怎样研究国学及其基本书目》、陈鲁成的《国学研究之方法》、周予同的《国文学习法》等11篇；二是介绍与国学有关的书籍以及读书之方法，包括章太炎的《中学国文书目》、朱希祖的《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论》和《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论》、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汪辟疆的《中学国学用书叙目》和《涉览书的二大类别及其提要》、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陈钟凡的《论读书之方法》、范祎的《我们怎样读中国书》等9篇；三是讲工具书，即汪辟疆的《工具书的类别及其解题》一文；四是收录其他有关国学方面的一些文章，惟有章太炎的《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告》、顾实的《国立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书书》等3篇。本书就是从这几方面入手，讲国学到底如何入门。作为一本国学教材，算得上尽善尽美。下面逐一介绍版本信息、《自序》和各类内容，并从每类中选取一篇文章来具体介绍。
（二）内容概述
1．自序。本书为论文汇编集性质的书，目录前有编者《自序》，首先指出研究国学最重要的是方法，方法明，然后入门，而升堂，而入室，事半而功倍，大大提升学习效率。接下来，张少孙指出：“研究国学者，恒以不得方法为苦，而坊间又缺乏此种研究国学方法之书籍，甚憾事也。”[1]自序因此，专从各种国学著述及新旧杂志中进行搜罗此种材料之工作，计选近人重要之论文二十余篇，裒为一册，定名为《国学研究法》，这就是张少孙作本书的原因。最后说：“俾学者手此一编，以为治国学之门径，则他日升堂入室，亦不无补益也。” [1]自序这当然是编者自谦之语，可以看出张氏做人也如做学问一般，严谨谦虚。自序末尾是编者作此《前言》的时间地点信息，为民国二十五年（1936）元旦于沪西大夏大学。
2．治国学的方法。第一类文章选取梁启超的《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为例进行讲解。此文是梁氏为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演讲所作，原分上下篇，但是由于他已经讲学数月，每次讲稿都是自己提前编订好的，这次即将要离开了，时间不充裕，所以本篇讲稿仅仅是上篇，下篇则由李竞芳用笔记下来，附录于后。文章开头，梁启超说：“我以为研究国学有两条应走的大路：一、文献学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二、德性的学问，应该用内省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1]P28（1）．第一条大路便是“整理国故”。中国是有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大国，虽然我们的先人记录历史的方法不是很整齐，所记录的很多历史也都散失了，但是中国历史从来没有断过。即使现存的正史、别史、杂史、编年史、纪事本末、法典、政书、方志、谱牒，以及各种笔记、金石刻文等类，数量也是很多。中国的史料是世界上保存数量最多的，工业革命之前，我们没有先进的方法去发掘史料，现在西方科学方法传入，需要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的历史，将学术界无穷无尽的宝藏发掘出来，把中国的文化发扬光大。梁启超讲这条路是不错的，学者如果愿意循着路深究下去，自然也会发出许多支路出来。但是梁氏又说我们个人精力是有限的，一个人穷尽其一生所能做的也不是特别多，他提倡发起“合作的史学运动”，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做“窄而深”的研究，这样，持之以恒，中国的历史史料便可以发掘的有些眉目了。除了历史，还有文献学也要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例如：第一，文字学。汉字的单音节字，每一个都含有许多学问，我们若是能用新眼光去研究，做成一部《新说文解字》，当做一部民族思想变迁史或者社会心理进化史读，是颇有益处的。第二，社会状态学。我国幅员辽阔、民族林立，数千年之前的社会组织与现代先进的社会组织同时并存，这在世界其他地方是没有的。数千年的进化史可以在这个时代同时看出，这是中国独一无二的，是我们民族的底蕴。若是学者从这方面研究或许可以发现许多有趣味的事，取得一些不错的研究。第三，古典考释学。我国文化源远流长，书籍繁多，这就导致真伪难辨或者说文章晦涩难懂，虽然前人已经做过这种工作，但是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借鉴外国学问来弥补前所不及之处，这也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第四，艺术鉴评学。我们国家民族有着璀璨的文学美术作品，要认识到他们的价值，还要提高民众的审美水平，让学者中有性情的近于这一路的人去做。这样便是资源的最大利用。我们如果要做这类文献学学问，还要知道三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求真。我们要研究一个客观的事实，首先要知道“的确是如此”，然后才能判断“为什么如此”。文献的学问，多属于过去的学问，我们研究文献要尽力重现他的真面目，进行修正。清代的人曾经做过这种工作，但是清人只是做了经学方面的工作，我们还可以在史学还有佛学方面进行研究。第二个标准是求博。做研究不能只靠单个文献，应该将同类或者有关的资料收集起来进行研究比较，资料越多，我们的研究也就做的越深。我们还可以用统计的思想作大量观察，先做假定，然后收集资料进行验证，依靠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大大提高对古文献的利用效率。第三个标准是求通。做学问做研究虽然专门一种学问，但是要扩大眼界，要联系其他学问和这门学问的关系。（2）．第二条大路为德性的学问，这条路应该用内省以及躬行的方法来研究。欧洲哲学主要就是主智主义与反主智主义的相互起伏，人生方面只有智情意三者，不过欧洲人对智特别注重，而对于情义却不太贴近，所以欧洲人讲学始终未以人生为出发点。中国则不然，不论何种时代何种宗派，风气皆归纳于人生这一途。总而言之，西方讲形而上学有独到之处，西方的客观的科学非我们所能及，然而，西方人讲人生也用此种方法，结果却是弄得莫名其妙。孔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所以我们要“知其不可而为之”。人与社会是互相存在的，所以孔子教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上所讲的儒家学问，专以研究“人之所以为道”为本。孔孟虽远在两千年之前，他们的精神留在我们的脑海中。这是绝不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可以研究得来的，要全用内省的功夫体验，体验而后，再为躬行实践。此外，梁氏认为国学的第二源泉就是佛教，佛教传于印度，盛于中国。佛教所讲的宇宙精微，的确还在儒家之上。说宇宙流动不居，永无圆满，可说是与儒家相同的。其实，儒佛所略不同的，就是一偏于现世的居多，一偏于出世的多，他们共同的目的都是愿世人精神方面完全自由。佛教是全世界文化的最高产品，这话，东西方人都不能否认，先人为我们创下这份家业，自当好好承受，因为这是人生唯一安身立命之地，有了这种安身立命之地，作为学者，研究一种学问，才算是尽了人生的责任。
3．与国学相关的书籍以及读书方法。以胡适的《一个最低度的国学书目》为例进行解读。本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讲工具之部的书目，第二部分讲思想史之部的书目，第三部分讲文学史之部的书目。先来说第一部分“工具书之部”。在本文中，胡适所列的工具书书目都十分重要，下面来罗列一下他所推荐的学习国学的工具书：（1）书目提要（周贞亮、李之鼎），南城宜秋馆本，这本书是图书的图书；（2）《书目问答》（张之洞），刻本甚多，在当时最易得；（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附存目录》，广东图书馆刻本，这本书最方便；（4）《汇刻书目》，最廉价；（5）《续汇刻书目》（罗振玉），变鱼堂刻本；（6）《史姓韵编》（汪辉祖），这本书是二十四史的人名索引，最不可少；（7）《中国人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8）《历代名人年谱》（吴荣光），北京晋华书局新印本；（9）《世界大事年表》（傅运森），商务印书馆；（10）《历代地理韵编：清代舆地韵编》（李兆洛）；（11）《历代纪元编》（陆承如）；（12）《经籍纂诂》（阮元等），这本书可用于读古书，除了寻常字典，这本也是必不可少的；（13）《经传释诂》（王引之），通行本；（14）《佛学大辞典》（丁福保等编），上海医学书局本。第二部分讲的是“思想史之部”的书目，在这一部分中，胡适所列举的书目较多，笔者选择了一些个人觉得适合国学初学者的书目：（1）《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胡适），商务印书馆；（2）“二十二子”，这里说的二十二是指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二十二本书，分别是《老子》《庄子》《管子》《列子》《墨子》《荀子》《尸子》《孙子》《孔子家语》《晏子春秋》《吕氏春秋》《贾谊新书》《春秋繁露》《扬子法言》《文子通义》《黄帝内经》《竹书纪年》《商君书》《韩非子》《淮南子》《文中子》《山海经》；（3）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最好先看白文或朱熹集注本；（4）《墨子闲诂》（孙诒让）；（5）《庄子集释》（郭庆潘）；（6）《荀子集注》（王先谦）；（7）《春秋繁露义证》（苏舆）；（8）《周礼》，通行本；（9）《论衡》（王充），湖北崇文书局本；（10）《抱朴子》（葛洪），湖北崇文书局；（11）《韩昌黎集》（韩愈）；（12）《柳河东集》（柳宗元）；（13）《王临川集》（王安石）；（14）《二程全书》（程颢、程颐），六安涂氏刻本；（15）《朱子全书》（朱熹），六安涂氏刻本；（16）《朱子年谱》（王懋竑），此书为研究朱子不可少之书；（17）《王文成公全书》（王守仁）；（18）《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19）《日知录》（顾炎武），用黄汝成集释本；（20）《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单行本；（21）《孟子字义疏证》（戴震）；（22）《章氏遗书》（章学诚）；（23）《新学伪经考》（康有为）；（24）《章氏丛书》（章炳麟）。第三部分是“文学史之部”，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比较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表现作家心灵世界的艺术。胡适所列举的文学史之部的书目是三部分最多的，笔者选择了一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书来列举，分别为：（1）《诗经集传》（朱熹），通行本；（2）《诗毛氏传疏》（陈奂）；（3）《春秋左氏传》，通行本；（4）《战国策》；（5）《楚辞集注附辨证后语》（朱熹），通行本；（6）《文心雕龙》（刘勰）；（7）《文选》（萧统）；（8）《全唐诗》（康熙朝编）；（9）《阳春白雪》（杨朝英）；（10）《宋元戏曲史》（王国维）；（11）《桃花扇》（孔尚任）；（12）《长生殿》（洪昇）；（13）《曲苑》（上海古籍流通处编印本）；（14）《文史通义》（章学诚）；（15）《瓯北诗钞》（赵翼）；（16）《水浒传》（亚东图书馆三版本）；（17）《西游记》（吴承恩）；（18）《三国志》（亚东图书馆四版本）；（19）《红楼梦》（曹雪芹），亚东图书馆三版本；（20）《水浒后传》（陈枕自蜀古宋遗民）；（21）《镜花缘》（李汝珍）；（22）《三侠五义》；（23）《儿女英雄传》（文康）；（24）《老残游记》（刘鹗）。以上所讲是胡适说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入门书目，若要进一步学习国学，应当需要读更多的书籍。
4．工具书。只选了一篇文章，即汪辟疆《工具书的类别及其解题》。讲到工具书，对于初学国学的人十分重要。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具书是一种依据特定的需要，广泛汇集相关的知识或文献资料，按一定的体例和检索方式编排，专供查资料线索的图书。是人们在书山探宝，学海求知的“利器”。学会和善于利用工具书，是做学问的一项基本功。工具书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从编辑目的而言，它主要供查考、检索而非通读。第二、从编排方法而言，工具书总是按某种特定体例编排，以体现其工具性、易检性。第三、从内容而言，广泛吸收已有研究成果，所提供的知识、信息比较成熟可靠，叙述简明扼要，概括性强。在文章开头，汪辟疆就表明写作此文的缘由，即中国学问比较任何国家的学问都是困难的，书的数量浩如烟海，莫说一部一部的读一遍，就是把目录体例去检查一遍也是不容易的，因此，学者需要工具书，需要索引、目录、图表、词典、提要这一类的便于查询的书。工具书可以比喻为学术保险箱，是治国学的一把钥匙。然而，工具书在我国学术界发展和应用不普及，作者研究其原因，有下面四点：第一点，工具书以体例整齐便于翻检为主旨，但是中国工具书的编撰，前人无一定的体例，因此不便于翻检查询。第二点，工具书以概括无遗应有尽有为重，然而前人所编的工具书很多为一人独立所为，就难免不完备。第三点，工具书的最大功用，在于帮助学者耳目和记忆所未备，而从前的学者认为工具书为初学者检查便利所设，于他们没有太大的价值，也就不重视。第四点，工具书最完备，而且便于考察，没有一部不是惊人巨帙，不便于储藏查找，虽然有些大的图书馆有储藏，可是大多设在大都市，很多学子不便于查询。从上面所列举四点，可知道工具书在当时学术界的地位和不能在中国发展的原因。在今后，随着工具书的不断改良，其地位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提升。工具书因时代转变而提高地位，我们对之要有新的认识，要学会自己加以辨别，所以，汪氏说我们要注重以下的几件事：第一，我们要知道工具书以切实有用为贵，并非提供辞藻，它至少要帮助读书人解决一切不能解决的问题。照这句话来辨别前人遗留下来的有价值的书，来帮助我们学者做研究，确定研究的方向，在切实有用的一方面，因此，挑选出几部工具书供学者来作辨别的标准是十分重要的。第二，我们要知道工具书以适合时代的新的需要为贵，而非抱残守缺者所得借口。工具书以愈新为愈可贵，而且要富有时代性。第三，我们要知道工具书以收罗完备考证者为适用，而不可以一概抹杀。古代书籍尚有不少博大详恰的巨作，其中排撰分类之法颇为整齐，古今事类和辞句也很繁富，我们仍可以利用。通过以上所讲，工具书的辨别既明，然后我们可以认识工具书的真正功用。在本文下面就是汪先生讲的关于具体的工具书推荐，这一部分就不详细罗列了。
5．收录其他有关国学方面的一些文章。其中选择章太炎的《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5]P1-27为例讲解。这篇文章是从《章太炎的白话文》一书中挑选的，曾在《教育今语杂志》（1910年第3期）《章太炎全集》《章太炎学术史论集》《章太炎学术文化随笔》《章太炎自述1896－1936》等书籍中也能发现。下面来具体说一下内容。章太炎首先讲现在有些人说本国没有学说，没有自己的心得，这话他在以前已经驳斥过；还有一些人说中国本来有学说，只恨现在的学者没有心得，章氏回应说：“这句话虽然不合事实，我倒愿学者用为药石之言。”[1]P1于是把中国自周朝到清朝学说的兴衰作了具体论述。周朝时，懂得六艺的多，懂得历史政事的少，哲理更不用说，老子孔子出来后，懂历史政事的在民间多了起来，六艺倒是荒疏；汉朝以后，懂六艺的人比六国要精明许多，懂历史政事的人比六艺的更多，哲理却全然不讲；魏晋时期，懂六艺懂哲理懂训诂懂历史政事的都比之前有所进步；隋唐时期，佛教哲理比前代要精明许多，懂得历史政事的是唐人所擅长的。宋朝分为几派：一派是琐碎考据的，像沈括这种；一派是好讲经世的，像苏轼、王安石这种；一派是专求心性的，就是理学家，除了邵雍，其余也将就攀的上魏晋时期的人，历史只有司马光、范祖禹两家算是懂得书学，此外，像贾昌朝、丁度几个人，也算是独开蹊径，长于校勘。明朝时候，一切学问都昏天黑地，典章制度、校勘考据、文字训诂都比不上前代。到明末顾炎武才渐渐成气候，是近二百年来勉强唤作清朝书学、数学、礼学，清朝历史也比得上宋朝，出现像钱大昕、洪亮吉等名家，但是讲政事的较少，很多人由于各种原因不再愿意讲政事，至于哲理，宋明理学已经搁在一边，却想不出一种道理去代替他。只有戴震做一些孟子相关的，戴家所发明的，原比宋儒切实，不过哲理就不如了。清朝的学说也算是十分发达了，但是没有讲哲理，所以还算是一方偏胜。章太炎总结：论进步，现在的书学、数学比前代都进步，礼学虽比不上六朝，比唐宋明都进步，历史学里头，钩深致远，参伍比较，也比前代进步，经学还是历史学的一种，近代也比前代进步。本国的学说，近来既然进步，就和一向没有学说的国家截然不同了。章太炎又提问：“但问进步到这样就止步了吗，也还不止。”然后举例说明：“书固然明了，转注、假借的真义，语言的缘起，文字的孳乳仍旧模糊，所以要继续向前探索；历史固然明了，中国人的种类，从哪一处发生？历代的器具是怎样改变？本国的政事和别国比较，劣的在哪一边？优的在哪一边？又为什么有这样的政事，都没有十分明白，可不要向前去追寻吗？算学本是参酌中外，似乎那边盛了，可不要我们自勉吗？”[1]P3继而章太炎总结说：“若说现在的学者没有心得，无论不能概全国的人，只兄弟自己看自己心得的也很多，到底中国不是古来没有学问，也不是近来的学者没有心得，不过用偏心去看，就看不出来。”[1]P3接着这个，章太炎提问说：“什么叫做偏心？总结了两种，一是只佩服别国的学说，对着本国的学说，不论精粗美恶，一概不采。二是在本国学说里，治了一项，以为其余各项都无足轻重，还要诋毁。现在中国教育界第一种错渐渐打消几分，第二种错又是接踵而来。对于本国学说要多方面考虑，不能偏心，听见什么便是什么，他国人说我国学说好坏，我们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他国对我国学说只是涉猎几分皮毛，他们说讲不能当定论。”[1]P4最后，章太炎总结说：“自国的人，应讲自国的学问，施自国的教育，我们要扬自己所长，我们泱泱大国，不该学他们小家模样，我们要有自己的自信，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1]P10
三 结语
综上所述，张少孙的《名家指导国学研究法》是一本比较系统完善的国学入门书籍，收录名家文章二十四篇，内容涵盖有关国学的各个方面，包括治国学的方法，研究国学应读的书目，研究国学应选择的工具书，读国学书籍之方法，还有治国学的态度，等等。初学者若能认真学习与思考，大有裨益。
通过对《名家指导国学研究法》一书的分析与探讨，可归纳出以下四个特点：（1）本书是一本论文集性质的书籍，取精用宏，内容比较完备；（2）本书语言基本全是白话文，通俗易懂，语言亲切；（3）本书内容大多与如何治国学有关，围绕主题，还有一些关于国学工具书的文章，以及一些研究国学应读的书籍，为初学指点门径；（4）本书标点与现代规范标点十分接近，基本没有太大差别，便于阅读，作为一本普及读物，可以较好的为大众所接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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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少孙.论晚明文学的流行[J].文风,19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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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少孙.陆游和辛弃疾——南宋两大民族文学家[J].文风,1937,(01).
[5]独角.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J].教育今语杂志,191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