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

2021年09月15日 09:58  国学院    0    收藏

编者按语:2021年6月5日,光明日报社原副总编辑、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李春林、光明日报社记者部原主任周立文、湖南记者站站长龙军应邀来校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期间深入考察了国学院的人文环境、学术氛围、培养体系,以及汉服缝制、碑刻传拓、九嶷古琴等特色课程;旋即涉潇水、登蘋洲,在蘋洲书院讲演国学。“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学校已然历经八十年风霜,数代人前承后继,宜有乔木,宜有自己的学府气氛。兹据录音,整理大意,以惠学林。

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

——蘋洲书院国学讲话

李春林  

向薛峰  录音整理

此心安处是吾乡

汤一介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三个合一:一个是“天人合一”,一个是“知行合一”,一个是“情景合一”。把这三个“合一”搞清楚,中国文化就清楚了。在潇湘二水交汇处,在蘋洲书院,在这样的氛围里谈国学,那确实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

我特别喜欢佛教里的一个词“道交感应”。所谓的“道交”,就是志同道合。志同道合,才能互相感应,互相感应才能产生巨大的磁场。对国学的修养来说,“道交感应”极其重要,书院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道交感应”;传统书院还有个特点,都选择在环境很好的地方。古希腊有个学派叫“散步学派”,实际上我们古代的书院跟“散步学派”很像,既有浓郁的人文气息,也有幽雅的自然环境,这也是一种感应。而且书院的学风就是教学相长、教教相长、学学相长。所以说蘋洲书院的氛围真的很好,我印象中书院的氛围就是这样。

我们研究文学史,有好多现象很有意思。比如写一个地方的文化,能成为经典作品的,都有这样的特点:土生土长一直在这个地方生活的人,很难写出品味当地文化的一流作品来;完全是外地人来走马观花几天,也很难写出经典来。把一个地方文化的精髓真味写出来的,一般是这样两种人:一种是出生在这儿,生活一段时间又离开了,比如老舍,出生在北京,但他写北京写得最好的是在英国的时候,梁实秋生在北京,但他写北京写得最好的是在台湾的时候;叶圣陶是苏州人,但他写苏州写得最好的是在北京的时候。一直延续到当代,邓云乡是移居上海以后再写北京,写得最好。这是一种人,还有一种人,就是外地人到了当地生活相当一段时间,接下来写当地文化,容易写得好,就像我们张京华老师一样,从北京到永州来,待了十几年以后,再来讲永州文化,就能讲得通透。文学理论上讲,“隔与不隔之间”才能出好作品,大抵如此。

北大中文系有好几个专业,其中的古典文献专业很有特点,出研究人才很多、整体水平很高。为什么古典文献专业出人才?我想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古典文献专业的文史哲是打通的。学科分门别类以后带来很多问题,古典文献专业将文史哲打通,这是它的第一个优势;第二,古典文献专业的同学会用工具书。在计算机兴起之前,查资料会不会用工具书,知不知道门径在什么地方,是做学问的大门槛。古典文献专业的同学会用工具书,这是他们第二个优势;第三,学古典文献专业的同学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这是做学问最重要的功夫和优势。“国学”方向跟古典文献专业很相似,学习国学、研究国学,第一个条件就是打通文史哲,第二个条件就是会用工具书,第三个条件就是坐得了冷板凳。有了这三条,将来一定能显山露水。

光明日报对传统文化一直很重视,十几年前我们开办“国学版”,当时在媒体界是第一家,到现在为止,也还是中央媒体里唯一的一家。当初开办“国学版”的时候,定版名还是颇费周章的,我们很清楚关于“国学”这个概念是有争议的,到底怎么理解?它的内核是什么、外延又是什么?有不同的看法。有叫国故的,有叫国粹的,也有叫国学的。但是后来我们想明白了,叫什么并不重要。我们没必要在名分、概念上纠缠,我们办“国学版”,就是要唤起大家对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对传统文化有敬畏之心、热爱之情,要把老祖宗的好东西传承下来、光大起来。“国学版”办起来以后效果确实很好,这么多年和学界一直保持着密切合作和良好互动。

转益多师是汝师

那作为报人,从国学爱好者和观察者的角度,我想重点说一说几位学者的观点。

第一位是梁漱溟先生。民国时期,梁漱溟先生一边研究文化,一边搞乡村建设。新中国成立后,他集中精力研究文化问题。而用两句话可以概括他的文化观,第一句话叫“认识老中国”,第二句话叫“建设新中国”。两句话连在一起,就是强调,要建设好“新中国”,必须了解好“老中国”。梁先生这种文化观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直到今天还是这样,要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建设新中国”和“认识老中国”始终是密不可分的。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深入解读,来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服务。所以,我首先向大家推荐的,就是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观。学习他的文化观,对我们打牢思想根基、树立远大抱负是非常有益的。

第二位是冯友兰先生。冯友兰先生“新儒学”的文化观,代表着国学研习的志趣。冯先生一生中最信服两句话,一句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另一句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尤其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二战”时冯先生讲:“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我们研究国学,出发点和治学态度正在于此。学习传统文化、研究国学,最终还要落在“维新”上,要“温故知新”。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救不了中国,这个已经被历史证明了。我们“温故”是为了“知新”,研究传统文化要落在“维新”上,这就是习总书记讲的“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温故知新、守正创新,才是研究国学的正道通途。

第三位是丰子恺先生。他的《缘缘堂随笔》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其中第一篇文章就是《渐》。丰先生讲,人生也罢、文化也罢,最好的境界就是“渐”。他说,一个女孩子从小姑娘到大姑娘到少妇到半老徐娘到老太太,它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不知不觉,自然而然。如果小姑娘一夜之间变成白发老太太,她的精神是要崩溃的。其他人也如此,一个富家子弟一夜之间变成乞丐,精神也要崩溃的。“将军白发,美人迟暮”是最痛苦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反差太大。人生是“渐”,文化也是这样,要一步一步地走,逐渐逐渐地变。丰先生讲的不是国学,但我觉得“渐”这个概念完全可以引用到国学上来。我们研究文化、建设文化,就是让它“渐”。“渐”才能长久、才能持续。

第四位是钱穆先生。与丰先生的“渐”相类似,钱穆先生提出了“化”。他认为西方文化是“变”的文化,中国文化是“化”的文化,这是中西方文化最大的区别。西方文化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是变的,苏格拉底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就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就是亚里士多德;中国不一样,是从孔子“化”出一个孟子来,从孟子“化”出一个董仲舒来。具体到宋明理学,是从周敦颐“化”出二程来,又从二程“化”出朱熹来。“化”的过程,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中国人还讲究“统”,有血统、学统、道统、政统等各种“统”。所谓“统,就是“化”,就是一脉相承,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文化的魅力所在、奥秘所在,就是这个“化”字。为什么古代四大文明只有中华文明延续下来了?就是因为中华文明重“化”不重“变”。丰先生讲“渐”,钱先生讲“化”,实质上都是在讲思想方法。这些思想方法,对研究国学很有启发意义。

第五位是王国维先生。王先生为什么能开一代风气,成为学术史上承前启后的划时代人物?就是因为他把地上的文献和地下的文物结合起来,发现了很多新材料,得出了很多新观点和新结论。我们研究国学的人,要学习和运用他的“二重证据法”,打开眼界,把文献与考古结合起来。

在此基础上,我还建议把书本知识和田野调查结合起来。孔子讲“礼失而求诸野”,国学中许多好的东西保存在民间,这点我深有体会。

比如我到河南去,跟当地人聊到“中庸之道”。我理解的“中庸之道”,都是书上讲的,诸如持中,不能走极端,把握好度等等,可当地老百姓的解释没那么复杂。他们说,“中庸之道”的“中”,就是河南人说的“中”(zhǒng),“庸”就是“用”,“中庸之道”就是“中用的道”。什么道是好道?就是“中用”,就是好用、好使。老百姓讲的有没有道理?我看还是很有道理的。

再比如我们到“黄河金三角”,河南的三门峡、山西的运城和陕西的渭南号称“黄河金三角”,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根祖地。我们到那儿以后,当地的老百姓问“中华”是怎么来的?我们的回答都是书本上的,当地老百姓说没那么复杂,黄河这边是山西的中条山,黄河那边是陕西的华山,“中华”就是这么来的;又问“华夏”是怎么来的?我们的回答还是书本上的,他说也没有那么复杂,黄河这边是山西夏县,黄河那边是陕西华县,“华夏”是这么来的。民间的话语体系和学界的话语体系,既有区别,更有联系;国学既存在于学界,也存在于民间。研究国学,要开阔视野,把经典上的东西和民间的东西结合起来,把知识与实践结合起来,这样才是立体、全面、真实的国学。

第六位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方汉奇先生,他说好记者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天下事,做有心人。”方先生这四句话说的是普遍真理,不仅是学习新闻专业需要,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也需要。特别是前两句话,一定要把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结合起来。钱钟书先生讲,如果光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那就是个邮差;但是反过来讲,不行万里路、光读万卷书,那就是两脚书橱,也不行。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中,还要知天下事、做有心人,这四句话加起来,才是构建学问大厦的四根支柱。

最后一位是苏秉琦先生。苏先生是考古学家。原来我们讲中华文化,主要就是河洛文化、江汉文化、海岱文化。后来发现草原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起源,红山文化已经被高度认同,现在重新发现的三星堆,已充分证明四川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原来我们讲华夏民族的祖先是黄帝和炎帝,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后来发现蚩尤也是我们的祖先。华夏民族的祖先是“一体三尊”。因此,苏先生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说中华文明的起源是“满天星斗”。而研究国学,也要有“满天星斗”的大视野、大情怀。要把国学的概念扩大而不是缩小。国学不只是《十三经》,不只是经史子集,还有中医、科技和其他各个方面;国学也不只是汉学,少数民族的文化也是国学。我们研究的国学,一定要成为“大国学”。

《文汇读书周报》上曾有一篇文章让我印象深刻,他说现在的人研究不透《周易》,也研究不透《黄帝内经》,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就是没有把《周易》和《黄帝内经》配套来读。《周易》是“外经”,《黄帝内经》是“内经”。外经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向外扩散;内经正好反过来,九九归一,向内收敛。一个由内向外,是大循环;一个由外向内,是小循环。把两个循环的交互联动结合起来研究,才能真正弄懂中国的哲学。

我用“满天星斗”这个概念结束交流,就是期待国学研究能以大视野,涵养大情怀,练就大手笔,做出大文章,形成大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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