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第3期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中，一共收录了四位学者的文章。笔者有幸从张京华老师那里拜读了这份简报，故此对文章内容简要概述，文笔不当之处，敬请各位多多指正。

出土文献整理出版应突出原创加强升级

甲骨、金文、简牍、石刻、文书，是出土文献的五大门类。在整理出版方面，因其载体性质，一直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甲骨文易碎、不宜多拓；金文的载体青铜器，容易受到空气侵害而产生锈斑和腐蚀；简牍若脱水烘干，成本虽低，墨迹保存时间有限。若用蒸馏水浸泡，成本较高，但保存时间较长；而石刻方面，当下最受学界重视的墓志，无论是科学考古出土、还是非法盗墓出土，均有不同程度的佚失残毁。以麻纸为载体的文书，也存在容易断裂破碎，墨迹脱落淡化的不足。以上种种，均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出土文献载体具有时限性的特点。

在此背景前提下，王素先生认为，古籍文献的原创性整理应尽量一次到位，以减少载体的损害，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个系统性的整理与公布。对于原零散整理公布、原公布有瑕疵的古籍，应给予相应的订正升级。对于青铜器赝品市场造成的视觉混淆、盗墓团伙所导致的文物损毁情况，更要格外审慎对待。

从《李梦阳集校笺》看明人别集深度整理之取向与做法

历时二十载的校订、辑补、考证和打磨，《李梦阳集校笺》（全五册）于2020年9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校笺》全册在整理过程中，遇到了三类明人别集整理面临的典型问题，一是文献材料卷帙浩繁，线索颇多，佚作补辑查考的工作空间丰富，工作量大。二是文字相对平易，字词训诂并非重点，三是因其重要文学价值，笺注方向需要有所取舍。故而整理者郝润华教授对症下药，对诗文文本进行录文、对校，清理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慎重细致地进行了底本校本的选择，最终确定以明万历三十年邓云霄、潘之恒刻本为底本，以《弘德集》《嘉靖集》《崆峒集》为校本，并补辑诗六十九首、文九篇，极大丰富了相关文献。与此同时，郝教授将书的重点放在了诗文创作时间、背景、即时交游情况等方面，广泛选用了多种明人别集、选本、史传，方志材料的考辨利用更是多达三十六种。并调查对比了多种材料，对存疑处进行了甄别和纠正。此外，还精心附加了诗文补辑、作品评论、附录、前言、凡例等部分，林林总总，最终让读者看到了一个全面、系统、精细化的古籍整理成品，有力地推动李梦阳研究、明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文学价值。

《校笺》的整理步骤，可以让读者对古籍整理从无到有的整理过程清晰明了，亦能作为同类型古籍整理项目的借鉴。郝润华教授历时二十载，完成了这项重要而艰难的选题，其沉稳而又坚韧的精神品质，值得世人学习。

古籍整理出版的一个新动向

读粟品孝《历代周敦颐文集序跋目录汇编》

“所有的人文学科都是文献学”，这是张京华先生新近提出的一个解嘲性的观点，并认为“近年来文献学已得到了学界最广泛的接受”。以此为前提，他阅读栗品孝先生《历代周敦颐文集序跋目录汇编》一书，提笔记录了近年濂溪文献和周敦颐文集的考订与整理情况，简要阐述了对“如何进行深度整理”这一问题的理解。

　　周敦颐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文献传世稀少、流传过程出现缺环的情况下，粟品孝花费近二十年的搜访爬梳，解读历代序跋，比对版本目录，将宋至清代共计三十五部周敦颐文集整合，著成了《历代周敦颐文集序跋目录汇编》一书，这无疑令人尊敬。但就近年相关文献、文集的考究整理成果而言，周敦颐文集依旧缺乏足够的深度探索与整理，这就说明在文献学的研究方面还存在着许多进步空间。

那该如何进行深度整理呢？张京华认为，首先要意识到濂溪文献的特殊性：一是文献文本的篇幅精简、归类复杂；二是濂溪文献分属于不同图书分类；三是周敦颐的思想脉络是有别于程朱、陆王的。其次是重视文献的整理与理论的研究。二者是相互推助的关系，缺一不可。再则， “口说不如身逢，耳闻不如目睹”，好的文献研究，应做到耳闻目击。在订正周敦颐文集的明代刻本时，由于数量繁多杂乱，粟品孝梳理出“一个开始，两个核心”的整理方法，勾勒出一张周敦颐文集的“历代版本源流图”。又使用逐字逐句解读序跋、顺序标题对比目录的方法，将濂溪文献搜罗殆尽，把众多版本源流梳理整齐。几道严谨繁杂的程序，让学界的濂溪文献整理数据增添了新的光彩，令人叹为观止。

《历代周敦颐文集序跋目录汇编》一书，共有“正文”“参考文献”“现存周敦颐文集版本概况及收藏单位一览表”三部分，书尾亦运用了拼音为序的“致谢表”。细枝末节处，显露出个人品性。现如今，文献学的条件得到了改善，文献学的标准也随之提高，古籍文献整理体系的发展将会趋于精细化。这可以是学者在文献整理过程中自我要求，也可以是对未来学术发展的展望。

汉魏六朝集部珍本提要稿

撰写的缘起及写法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傅璇琮、沈玉成、倪其心三位先生联合提出了“古典文学研究的结构”范畴，指出：“古典文学研究的结构大体上如同建筑工程，可分为基础设施和上层结构两个方面”。而迄今为止，这一范畴中关于“基础设施”方面（涵盖基本典籍整理、作家作品基本史料的研究、基本工具书的编纂等方面）的设想，学者们已一一向世人展示了坚实的学术成果，并极大地推动了汉魏六朝文学“上层结构”的研究。令人高兴的同时，刘明先生指出：学界还应加强文学史料或文学文献方面的撰述，更新既有的文学史料“数据库”。将立足点定位在向读者或初、中等程度的研究者，提示治学门径、提供基本史料及提出学科问题等，宗旨在“帮”和“用”两字上下功夫。除此之外，傅先生还在“基础设施”的概念之上，阐述了他的“将史料学和学术史相结合，是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特殊的治学路数，必将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增添新的内容，树立一种新的标格”理念。

新的治学路数，无疑丰富了文献整理研究的方向。而《汉魏六朝集部珍本丛刊提要》等涵盖了文学书录、专书索引等工作的书籍，既是“涵盖了指点研究门径的工具书”，又是“学科学术史的总结方式”，这便使汉魏六朝文学领域的古籍书录方面的参考有所增添，叙录成果较以往也更为丰富。这部分书籍叙录的编纂，大致上可以分为“版本叙录”“书目叙录”“著述叙录”三种，它们的写法各有侧重，内容互有差异，但有着相同的学术目标，即“通过编纂书目提要的方式，揭示开展研究工作所需要的基本书目和文献，并对这些书目文献的内容和价值适当做出言简意赅的说明”。叙录写法再细分的话，又可分为“学院派”和“图书馆派”。前者多以作家集为条目，详述其文献面貌。后者的写法则重典籍版本，轻学术价值评鉴。两派写法上还是有着一定的差异。

言而总之，《汉魏六朝集部珍本丛刊提要》，在写法上是“书志”和“叙录”的结合，名为“提要”，实为“叙录”，且是“版本叙录”，如生平介绍部分，包含了作者、编者、刊刻和批校题跋者（不含原书自身的题跋者），这是适当借鉴了西方书籍史的理念。在版本面貌的部分，除了提要稿必备的行款、版式、卷端题署外，还将卷首、末或书首、尾的文献面貌介绍也移于此处，故读者能很好地了解所阅读典籍的全貌。而在版本内容部分，为了让读者对同一作家集不同目录重编版本之间的差异、对集子篇目的动态变化和定型过程有一目了然的认知，也尽可能详尽地介绍了每种版本的篇目，以便核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