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的八个问题(八)

2021年05月20日 15:15  国学院    0    收藏

文学情感与政治情感

李长之评价五四运动,“有破坏而无建设,有现实而无理想,有清浅的理智而无深厚的情感”,“这哪里是文艺复兴?”[1]

古人作品言男女之情多用寄托,今人作品言男女之情多为实际情感,又多自暴身世,遂使文学作用拘于一己私情,作品格调降为本能欲望。又因之以实际情感诠释古人作品,误解而失真,终使古人蒙冤、古书失真。

《楚辞·九歌》,今人解山鬼为巫山女神,又解河伯、山鬼为夫妻神,湘君、湘夫人亦为夫妻神。如苏雪林以为:“它们所歌咏的是人与神的恋爱……看看《山鬼》中的情辞……它们表达了所求不得的相思之苦,可见《山鬼》是极为凄恻感人之情歌。”[2]追逐现代男女情爱以媚世俗,实则仅为现代人的心理写照。

王逸《楚辞章句》云:“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馋侫。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称君王曰美人,自称亦曰美人,性别角色不仅可以寄托,而且可以转换。

朱子曰:“《九歌》是托神以为君,言人间隔,不可企及,如己不得亲近于君之意。以此观之,他便不是怨君。至《山鬼》篇,不可以君为山鬼,又倒说山鬼欲亲人而不可得之意。”(《朱子语类》)

有了“寄托”之意,才有“不甚怨君”之说的提出。“看来屈原本是一个忠诚恻怛爱君底人。观他所作《离骚》数篇,尽是归依爱慕,不忍舍去怀王之意。所以拳拳反复,不能自已,何尝有一句是骂怀王?”“《楚词》不甚怨君,今被诸家解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样。”(《朱子语类》)

朱子坚持认为《楚辞》是承接《诗经》而来,故而自应出乎“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不远,最终归结仍为君臣忠孝大义,从而高张起古典文学的正大主题。

宗法制下,个体的得失没有意义,家族的荣辱才有意义。故国家情感即个人情感,政治情感即性别情感。处在国家、家族关系中的个人,仍需有其情感寄托。

孟子将一个人一生的情感归属,划分为四个阶段。

《孟子·万章上》曰:“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 杨伯峻译为:“在幼小的时候,就怀恋父母;懂得喜欢女子,便想念年轻而漂亮的人;有了妻子,便迷恋妻室;做了官,便讨好君主,得不着君主的欢心,便内心焦急得发热。”[3]

现代西洋观念(精神分析心理学)了解到人有“恋母情结”、“恋父情结”较晚,而孟子将少年豆蔻与成家蓄室分作两个阶段,尤其带有“浪漫”、“开放”的意味。至于孟子所说情感归属的第四阶段“爱恋君主”,则是西洋完全没有的观念了。

“热中”又称“内热”,本是医家术语。焦循《孟子正义》引证《素问》云:“近时通解,以热中为躁急。……孟子借病之热中以形容失意于君者也。”

“热中”是心理感受,同时又有生理表现,即如“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可见其心理感受有客观验证而非主观虚幻。

政治上的情感依属会产生出与男女间情感依属相同的现象。臣下对君主表明心意称为“陈情”,臣下对君主的冷落不满称为“怨望”。妻子可称丈夫为君,女子有美色也可称为有才。政治上的情感依属和男女间的情感依属一样也有破裂的时候,即如孟子所说“不得于君”。臣下对于君主不可一日不忠,君主对于臣下则有时宠幸、有时失宠。屈原为楚怀王左徒,上官靳尚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屈原被谗流放,而“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其经过与表现,与一女子被谗休弃而恋念不舍,毫无二致。

屈原最终怀石自沉而死,其后又有贾谊被谗被黜,哭泣岁余而死,及司马谈不得参与封禅典礼,滞留洛阳,发愤而死。究其原因,都不是简单的殉职,而是政治情感破裂所致的殉情,所谓“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正是发于内心的失恋之态。

古典传统以文学、政治为一体,重要的文学家多是政治家,准确说多是未伸其志的政治家。而未伸其志所起的催化作用尤其明显,“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上自孔孟、庄屈、司马迁父子,下至李杜、程朱、曹雪芹、蒲松龄,无不如此。

诸人所遇到的困阻多来自于政治方面。所说“意有郁结”,即由政治情感所生之情结。“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所说发愤为作,犹之政治情结所引出的移情别恋。移情的一大倾向,厥为诗文。中国是一政治大国,同时又是一文学大国,情感的转移是形成中国古典文学特别发达的主要原因。

遭受政治排斥而又始终向往政治,千百回的吟咏起兴而始终寄托到政治。文学情感与政治情感犹如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虽然有着各自的轨道,但终究难免相互间的引力影响。

政治情感即个人情感,个人情感即男女情感。古人的政治是情感的政治,臣子忠君与女子守身并无二致,与现代社会职业中的上司下属关系迥然不同。恰如钱穆所说:“故其文学每不远离于政治之外,而政治乃文学之最大舞台。文学必表演于政治意识中,斯为文学最高最后之意境所在。”[4]

唐朱庆余有诗云:“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诗题《近试上张籍水部》,又作《闺意献张水部》。钱穆先生有评:“照这首诗二十八个字看,明明白白是写一个新嫁娘一段闺房中的韵事,实际上不是的,因为这首诗的题目是‘近试上张水部’,‘水部’是个官名,他的题目注明上呈张水部,就是唐朝的大诗人张籍,写诗的人是个考科举的举子朱庆余。唐朝人考试,举子在考以前要拿他平常的诗文送给朝廷上有名的大臣,请他看看这样的诗是否有资格录取。这个人看了以后,他可以同别人说,今年来的考生中间有某人诗作得好,主考官听见了,这人即可取上。这不是作弊,这叫‘舆论’。张籍是韩愈的好朋友,诗名满天下。倘使这考生写封信给张籍说:‘请你看看我的诗文,能不能帮我说两句好话。’这就一文不值了,这叫‘白话文’,不能这样讲的。‘不学《诗》,无以言。’那该怎么讲法呢?作首诗,自比为新娘,明天要考了,‘问问’你,我的诗文行不行?其实不是‘问’,而想要请他帮忙讲讲话。中国人的文化真高明,高明在中国人的做人要有修养的,讲句话也要有修养的。”[5]

“诗言志”,故文学言志。“不学《诗》,无以言”,即此可知,诗有诗的语言。诗或者文学,其最大的特点便是言志而又不直言其志。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朱子语,见《诗集传》)“引起”是在毫无关联之处建立关联,既“无所有”,又“无所不有”,所以有着无限空间。

不论是诗、词、曲,还是小说,里面的个人情感非常饱满,简直可说是多愁善感。一花一木,四时风雨,点点滴滴,都可入怀。“引起”之后,情感又可以有一个过渡,达到一种升华,造出一重境界。

要有一定的空间距离才能够升华。感情如果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那么语言本身以及主体的态度就会影响这感情。如果没有过渡、升华,也就没有了感情抒发的那种蕴藉。甚至可以说,没有空间、没有想象,便就没有了文学。所以中国古人最忌讳的就是直接了当。文字上是回环婉转,千万变化,感情上却是处处相关,不离寸心。

于是乎在尔汝之间,君臣之际,遇情言情,遇志言志,夫然后可以人同此心,传颂千古。

[1] 李长之:《迎中国的文艺复兴》,载《李长之文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2] 苏雪林:《〈楚辞·九歌〉与河神祭典的关系》,刊《现代评论》1928年第8卷第204-206期。该文后改题《九歌中人神恋爱问题》,收入《蠢鱼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又收入《九歌中人神恋爱问题》,台北文星出版社1967年版。

[3] 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60页。

[4] 钱穆:《中国文学史概观》,载钱穆《中国文学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四册,第51页。该文原刊台湾《中华日报》1977年12月9-11日。

[5] 钱穆:《经学大要》,台北兰台出版社2000年版,第442-443页。

张京华《中国文学散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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