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之评价五四运动，“有破坏而无建设，有现实而无理想，有清浅的理智而无深厚的情感”，“这哪里是文艺复兴？”[1]
古人作品言男女之情多用寄托，今人作品言男女之情多为实际情感，又多自暴身世，遂使文学作用拘于一己私情，作品格调降为本能欲望。又因之以实际情感诠释古人作品，误解而失真，终使古人蒙冤、古书失真。
《楚辞·九歌》，今人解山鬼为巫山女神，又解河伯、山鬼为夫妻神，湘君、湘夫人亦为夫妻神。如苏雪林以为：“它们所歌咏的是人与神的恋爱……看看《山鬼》中的情辞……它们表达了所求不得的相思之苦，可见《山鬼》是极为凄恻感人之情歌。”[2]追逐现代男女情爱以媚世俗，实则仅为现代人的心理写照。
王逸《楚辞章句》云：“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馋侫。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称君王曰美人，自称亦曰美人，性别角色不仅可以寄托，而且可以转换。
朱子曰：“《九歌》是托神以为君，言人间隔，不可企及，如己不得亲近于君之意。以此观之，他便不是怨君。至《山鬼》篇，不可以君为山鬼，又倒说山鬼欲亲人而不可得之意。”（《朱子语类》）
有了“寄托”之意，才有“不甚怨君”之说的提出。“看来屈原本是一个忠诚恻怛爱君底人。观他所作《离骚》数篇，尽是归依爱慕，不忍舍去怀王之意。所以拳拳反复，不能自已，何尝有一句是骂怀王？”“《楚词》不甚怨君，今被诸家解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样。”（《朱子语类》）
朱子坚持认为《楚辞》是承接《诗经》而来，故而自应出乎“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不远，最终归结仍为君臣忠孝大义，从而高张起古典文学的正大主题。
宗法制下，个体的得失没有意义，家族的荣辱才有意义。故国家情感即个人情感，政治情感即性别情感。处在国家、家族关系中的个人，仍需有其情感寄托。
孟子将一个人一生的情感归属，划分为四个阶段。
《孟子·万章上》曰：“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 杨伯峻译为：“在幼小的时候，就怀恋父母；懂得喜欢女子，便想念年轻而漂亮的人；有了妻子，便迷恋妻室；做了官，便讨好君主，得不着君主的欢心，便内心焦急得发热。”[3]
现代西洋观念（精神分析心理学）了解到人有“恋母情结”、“恋父情结”较晚，而孟子将少年豆蔻与成家蓄室分作两个阶段，尤其带有“浪漫”、“开放”的意味。至于孟子所说情感归属的第四阶段“爱恋君主”，则是西洋完全没有的观念了。
“热中”又称“内热”，本是医家术语。焦循《孟子正义》引证《素问》云：“近时通解，以热中为躁急。……孟子借病之热中以形容失意于君者也。”
“热中”是心理感受，同时又有生理表现，即如“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可见其心理感受有客观验证而非主观虚幻。
政治上的情感依属会产生出与男女间情感依属相同的现象。臣下对君主表明心意称为“陈情”，臣下对君主的冷落不满称为“怨望”。妻子可称丈夫为君，女子有美色也可称为有才。政治上的情感依属和男女间的情感依属一样也有破裂的时候，即如孟子所说“不得于君”。臣下对于君主不可一日不忠，君主对于臣下则有时宠幸、有时失宠。屈原为楚怀王左徒，上官靳尚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屈原被谗流放，而“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其经过与表现，与一女子被谗休弃而恋念不舍，毫无二致。
屈原最终怀石自沉而死，其后又有贾谊被谗被黜，哭泣岁余而死，及司马谈不得参与封禅典礼，滞留洛阳，发愤而死。究其原因，都不是简单的殉职，而是政治情感破裂所致的殉情，所谓“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正是发于内心的失恋之态。
古典传统以文学、政治为一体，重要的文学家多是政治家，准确说多是未伸其志的政治家。而未伸其志所起的催化作用尤其明显，“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上自孔孟、庄屈、司马迁父子，下至李杜、程朱、曹雪芹、蒲松龄，无不如此。
诸人所遇到的困阻多来自于政治方面。所说“意有郁结”，即由政治情感所生之情结。“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所说发愤为作，犹之政治情结所引出的移情别恋。移情的一大倾向，厥为诗文。中国是一政治大国，同时又是一文学大国，情感的转移是形成中国古典文学特别发达的主要原因。
遭受政治排斥而又始终向往政治，千百回的吟咏起兴而始终寄托到政治。文学情感与政治情感犹如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虽然有着各自的轨道，但终究难免相互间的引力影响。
政治情感即个人情感，个人情感即男女情感。古人的政治是情感的政治，臣子忠君与女子守身并无二致，与现代社会职业中的上司下属关系迥然不同。恰如钱穆所说：“故其文学每不远离于政治之外，而政治乃文学之最大舞台。文学必表演于政治意识中，斯为文学最高最后之意境所在。”[4]
唐朱庆余有诗云：“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诗题《近试上张籍水部》，又作《闺意献张水部》。钱穆先生有评：“照这首诗二十八个字看，明明白白是写一个新嫁娘一段闺房中的韵事，实际上不是的，因为这首诗的题目是‘近试上张水部’，‘水部’是个官名，他的题目注明上呈张水部，就是唐朝的大诗人张籍，写诗的人是个考科举的举子朱庆余。唐朝人考试，举子在考以前要拿他平常的诗文送给朝廷上有名的大臣，请他看看这样的诗是否有资格录取。这个人看了以后，他可以同别人说，今年来的考生中间有某人诗作得好，主考官听见了，这人即可取上。这不是作弊，这叫‘舆论’。张籍是韩愈的好朋友，诗名满天下。倘使这考生写封信给张籍说：‘请你看看我的诗文，能不能帮我说两句好话。’这就一文不值了，这叫‘白话文’，不能这样讲的。‘不学《诗》，无以言。’那该怎么讲法呢？作首诗，自比为新娘，明天要考了，‘问问’你，我的诗文行不行？其实不是‘问’，而想要请他帮忙讲讲话。中国人的文化真高明，高明在中国人的做人要有修养的，讲句话也要有修养的。”[5]
“诗言志”，故文学言志。“不学《诗》，无以言”，即此可知，诗有诗的语言。诗或者文学，其最大的特点便是言志而又不直言其志。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朱子语，见《诗集传》）“引起”是在毫无关联之处建立关联，既“无所有”，又“无所不有”，所以有着无限空间。
不论是诗、词、曲，还是小说，里面的个人情感非常饱满，简直可说是多愁善感。一花一木，四时风雨，点点滴滴，都可入怀。“引起”之后，情感又可以有一个过渡，达到一种升华，造出一重境界。
要有一定的空间距离才能够升华。感情如果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那么语言本身以及主体的态度就会影响这感情。如果没有过渡、升华，也就没有了感情抒发的那种蕴藉。甚至可以说，没有空间、没有想象，便就没有了文学。所以中国古人最忌讳的就是直接了当。文字上是回环婉转，千万变化，感情上却是处处相关，不离寸心。
于是乎在尔汝之间，君臣之际，遇情言情，遇志言志，夫然后可以人同此心，传颂千古。
[1] 李长之：《迎中国的文艺复兴》，载《李长之文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2] 苏雪林：《〈楚辞·九歌〉与河神祭典的关系》，刊《现代评论》1928年第8卷第204－206期。该文后改题《九歌中人神恋爱问题》，收入《蠢鱼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又收入《九歌中人神恋爱问题》，台北文星出版社1967年版。
[3] 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60页。
[4] 钱穆：《中国文学史概观》，载钱穆《中国文学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四册，第51页。该文原刊台湾《中华日报》1977年12月9-11日。
[5] 钱穆：《经学大要》，台北兰台出版社2000年版，第442-443页。
张京华《中国文学散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年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