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起源

 中国文学藻丽典雅，絜静精微，清深文明。再用今日的流行语汇来说，可谓资源极富，体量极大。如果不嫌危言耸听，还可参考英帝国最早的英文系和最早的《英国文学史》著作，认为中国文学在国际政治层面当属重要的战略资源。而中国文学的面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文学史的描述。但关于中国文学的核心主线，它的基本特质，它的总体面貌，中国文学史作出了积极有效的描述吗？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学科，自晚清肇端，受到西洋学术体制的极大影响，至民初盛兴，又有政治因素的深重感染，最近三十余年以来，市场经济的气息更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之势，在文学作品一面是市场化，在文学史学科一面是职业化。“中国文学史”要想作为独立的学科，维护其纯学术的地位，可以说处处都将遇到难题。

首先，在中国文学史体系内部，就有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的认同差异，以及既认同断代又认同进化的双重倾向，反映出结构上的自相矛盾。其次，关于中国文学史起源的认识太过含混，一方面受到政治思潮的影响，一方面受到疑古思潮的影响，自身功力不能正常发挥，在经典文本的训诂考据上显得匆遽潦草，基石不牢。照说文学史的起源便关联到文学的性质与本国文学的特质，文学史起源的卑弱，遂直接导致了中国文学大气高明、端正庄严的主体风貌的黯淡。

再次，反省现代中国文学史体系的构建，乃是处于清末民初的乱世，构建者往往一面从事文学史研究，一面从事新文学创作，特别是如胡适、周作人等人的著作，大抵是从自身位置向古代逆推，明显具有自己书写自己之史的嫌疑。以自我论证为始，以自相矛盾为终。故其所构建虽然颇有筚路褴褛之功，但其缺陷也不容不议。

最后，关于中国文学的性质与作用，由于上述因素的影响，因而失于积极的阐明，不免与世尘消长沉浮。拘禁于学科之内的文学，内不承担涵养性情之责，外不承担移易风俗之任。中国文学越是学科化、专业化，越是不得高张旗帜，倡行其道。

 关于中国文学的起源有若干种说法：劳动起源说、歌谣起源说、巫术起源说、神话起源说、游戏起源说、兴趣起源说，等等。

歌谣说在文本上与《古诗源》、《古谣谚》似乎相近，但如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更注意承接《山歌》，其所为完全有另外的用意。只要看近百年来民歌民谣并无文学性，新文学作品并无维系社会文明的作用，就可断定歌谣说存在问题。

游戏说、兴趣说在形式上比较接近古典的自然说，如《文镜秘府论》“自古文章起于无作，兴于自然，感激而成，都无饰练”[1]，但实质上传统的自然亦即天道，乃是一种整体的极高的境界，而游戏说、兴趣说则源于西洋的自由、民主观念。钱穆说：“今日西方人竞称自由平等独立诸口号，其实在其知识领域内即属自由平等独立”，“不明大体，各趋小节”。[2]

巫术说、神话说的影响后来居上，因为可以为学者“辟出许多新园地”，甚至开发出新学科。文字之前先有语言，文学之前先有歌谣，这在古人恐怕已是常识。问题是，之前的语言、之前的歌谣有记载吗？没有记载，却将文字、文学的起源追提一格，就等于是空谈。民国以来建立起这种空谈的意义，其实只是瓦解传统的起源构建，只是要为民国以后的人们建构新起源，所以只是一种史观。

劳动说也有类似的效用，因为实际上所谓劳动者、劳动人民是看不到的，理论上遍地都是，实际上找不到一个。作为起源说，它可以被利用的乃是这种似有实无的效果。

文学起源的说法，究其来源，主要出于“文学概论”。“文学史”承用其说，具体主张虽建国前后倾重不同，但大体与“文学概论”相配合。“文学概论”作为一种通论，世界各国求其所同，但中国文学的起源及其衍变与欧洲状况差异极大。世界性的“文学概论”带有泛化的不可确指性，内容多为非历史的理论假设，其发展方向与历史研究逆反，至少是回避着历史。作为一种学理，“文学概论”的出现有其合理依据，并且兴起的时间不比“文学史”为晚，但传入我国亦有特殊背景，即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的盛行，使得各个古典研究领域在上古原始阶段的描述都异常困难，学者避重就轻，从而以“文学概论”的世界性代替中国文学史的特质。20世纪20年代以后，大学讲授“文学概论”的不比“文学史”为少，亦有学者两者兼论，其中疑古思潮的意味十分明显。疑古派不仅影响史学，而且影响中国哲学史与中国文学史，观冯友兰、郑振铎各家可知。

“发展史”打破“四部”，“概论”又打破“发展史”。

清末民初开始构建的“中国文学史”学科，最初沿袭日本的成果，日本学者论支那文学始于唐虞三代，中国学者也始于唐虞三代。观笹川临风《支那历朝文学史》、古城贞吉《支那文学史》、中根淑《支那文学史略》、儿岛献吉郎《支那大文学史·古代编》与《支那文学史纲》、藤田丰八《支那文学史稿·先秦文学》，及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曾毅《中国文学史》、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等等可知。其后日本“尧舜禹抹杀论”占上风，中国学者也缩短时间，只笼统称为“先秦”。[3]

中国文学的起源不一定是不自觉地、散漫而不可确指地发展而来的，不一定没有某些人物的特殊努力和特殊贡献，并且它一出现也不一定不能达到一个高度。

中国文学的起源不是兴趣偶遇，不是不劳而获。它一定有一个人为的努力，并且达到了一个高度。

《尚书·舜典》载夔典乐，“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诗”字古体与“言志”同音、同形、同义，此非偶然。这四句十二言实为中国文学起源的最早标志和最早定义。不仅诗、歌、声、律按照“发生学”和“起源学”的次第列出，并且“诗”与“志”二字同义互释，有其文字本身内在的律令限制，连结着文明体制的根系，不可视为普通的话语陈述。

“诗言志”这一界定，不仅有文字系统的内在依据，有诗、歌、乐、舞的综合形式，有夔乐典的天子王官制度背景，并且有向上向善、归于雅正的总体趋向，《诗三百》承之，《诗序》述之，《汉书》（《艺文志》《礼乐志》）言之，可谓奠定了后世诗学、文学的永恒基调。

古人已知歌谣的出现年代极早，孔颖达《毛诗正义》云：“讴歌自当久远。其名曰‘诗’，未知何代。虽于舜世始见诗名，其名必不初起舜时也。”在虞舜确认夔典乐之前，诗歌的发展应该已有一段时间，但或者未能进入记载，或者有记载而未能保存，进入文字的记载无疑是一个新的起点。所以《诗谱序》云：“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轩辕逮于高辛，其时有亡载籍，亦蔑云焉。《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4]

中国文学在三代文明中开端。儒家之学，祖述尧舜，“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中国文学的起源不当以荒古歌谣为标志，也不当以《诗经》为标志。早在《诗经》之前，《尚书·舜典》“诗言志”一语业已标志了中国文学的起源。《尚书·益禝》载帝禹作歌，皋陶赓和，在《诗经》中最早的部分《商颂》、《周颂》之前大约数百至一千年。将中国文学起源上推到荒古歌谣，或者下抑到《诗经》时代，都有失偏颇。前者受“文学概论”影响，后者受疑古派影响。

古人称先河后海、考镜源流。开端不等于本质，但是更接近于本质。[5]所以开端问题是中国文学的首要问题。

中国文学从一开始进入记载，就有一种高度，高标远引，为后世企望莫及。

中国文学从一开端就有一个非常辉煌的局面，是一个极其文明、极其典雅的事件。

中国文学是在一个高度上产生的，这是中国文学的特性，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对于世界文学的贡献。

[1] [日]遍照金刚著，周维德校点：《文镜秘府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27页。

[2]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4-95页。

[3] 学科分类与代码表仅有“周秦汉文学”750.2415。但自唐虞算起，“先秦”二千余年，其间完全应当并且可以分出更详细的衍变阶段，如变雅变风，“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乃至“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4] “放”音“昉”，[清]朱彝尊《经义考》引作“昉于此乎”。

[5] 西洋物理学家论“初始条件”，论“第一推动力”，文学起源亦与之相似。

张京华《中国文学散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