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中的文学自觉、文艺复兴与文以载道
现代版中国文学史认为，在魏晋之际，有“人的自觉”、“文学自觉”与“文学独立”。这个话题的出现，一方面与学科构建有关，另一方面与欧洲“文艺复兴”有关。
中国传统的学术体系为经史子集四部。经史最早，为三代之学。稍后为子部，盛兴于晚周。最后为集部，出现于东汉。四部不并列，经、史、子、集的产生既不同时，意义也各有高下。经史为学术大原，子部为经史之变体，集部仅可说是子部之变体。可知“四部”既是图书的分类，又是学术性质的标识。就此而言，集部的出现虽为东汉时代的“新生事物”，实际上乃是古代学术式微之下不得已的变局。“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学术之变与宗法制、分封制、科举制之变同步，由官学变而为家学私学，再变而为一人一身之学，再变而为四年三年之学，相对于道术之纯粹、古人之大体而言，集部的出现是学术的退化。所以，子部虽为子部，集部虽为集部，但仍须以经史大原为祈向。实际上，上自屈宋、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下至唐宋八家、晚明小品、桐城文派，即便“事出于深思，义归乎翰藻”，无不以经史为归依，义理为寄托，未有以山水为山水，以风月为风月，专以发泄嗜欲而可以吟诵传世的。
欧洲没有四部一体的官学体制，欧洲文学在神学与世俗的张力之间发展，从“文艺复兴”而起，“文艺复兴”的兴起背景是基督教神学，以往称之为“中世纪黑暗时代”。相对于神学，故而有世俗，有“人的觉醒”、“人的发现”。相对于黑暗，故而有“启蒙”，有希腊古典的“复兴”。
中国学术自肇兴以来，迄未中断，何来复兴？“复兴”一语的基本含义，犹之“中兴”、“再兴”，应当是往日曾经辉煌，中间一度中断，然后才可以发生。中国学术就其大体而言，显然并未曾有与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类似的事实。
中国学术中往往有“古学”、“古文”、“古诗”的说法，乃是后人以往古为期许，作出一种仿古复古的学问，实际上却是以“复古”的方式，开创出传统学术在新时代的新形态。“保守”与“创新”乃是一种辨证的关系，这种“以复古为解放”（梁启超语）的模式，可谓中国学术新陈代谢自我更化的一大规律。
民国间，胡适称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新潮》杂志的英文名是Renaissance，郑振铎、李健吾主编《文艺复兴》杂志，胡适在芝加哥出版The Chinese Renaissance，顾一樵著《中国的文艺复兴》。而梁启超提出“以复古为解放”，也原于他为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史》所作的序言。但梁启超的“以复古为解放”、“复先秦之古”、“以先秦学占学界第一之位置”，由复古而创新，是名符其实的学术复兴。胡适为古史辨派“三君”之一，倡导整理国故，对中国古代学术本持否定态度，他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实际上是一场西化运动。所谓“中国文艺复兴”，是将兴起-再兴的古今纵向，替换成欧美-中国的东西横向，其实是摧毁中国古典，嫁接西洋观念。
抗战间，李长之已经意识到五四运动在文化上的意义，并非文艺复兴，乃是一种启蒙运动（并且偏于功利主义、势利主义）。他说，“五四是一个移植的文化运动”（并且只是移植资本主义一段），“像插在瓶里的花一样，是折来的”，“外国学者每把胡适誉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我却不能不说是有点张冠李戴了”。[1]
李长之指出：“任何国家都应当以自己为本位。”“我们要回到中国来！” [2]“中国本位”是正，“全盘西化”是反，“中体西用”是合。恰是因为有五四“全盘西化”之反，才不得已地逼迫出一个中国的文艺复兴的要求，故其书题为《迎中国的文艺复兴》。
与西洋“独立”、“民主”、“自由”、“文艺复兴”观念相匹配，中国文学学科急于求得自己的自觉和独立。认为魏晋时期，学者的著述与以往的经部、史部、子部著述不同，此后的文学与史学没有关系，与哲学没有关系。在此观念下，进而批驳“文以载道”。
文学的性质和作用，有直接性与间接性的辨证[3]，又有个体性与整体性的辨证。就其直接性而言，文学只是文学，当以遵循纯粹学术为第一义；就其间接性而言，文学必然影响社会，渗透人心。就其个体性而言，文学自有畛域；就其整体性而言，文学亦不外乎大道，不容只讲“分殊”，不讲“理一”。
“道”代表有序、有理、有关联。“道”是“无”，“无”并非空无所有，而是宇宙万物的一大关联。
“道”是整体性与关联性。“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文学应当是有秩序、有理学、有关联的存在。
“君子和而不同”，“和”与“不同”是一事之两面。在“不同”的基础上“和合”万物，“不同”只是前提，“和合”才是目的。
古学讲求“深通”。作品越是关联，越是精湛。假使失去关联，学科越是独立，越是不发达。
人文学科本质上皆是道学，又皆是心学。不仅文学需要载道，史学也需要载道，哲学也需要载道，艺术也需要载道，所有学术都须载道。岂可言化学、物理学不载道？岂可言医学、法学不载道？所有学科都须载道，万物皆须载道，道无所不在。
[1]李長之：《迎中国的文艺复兴》，载《李长之文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3、24、19页。《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于194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
[2]李長之：《迎中国的文艺复兴》，载《李长之文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7、53页。
[3]此处“辨证”系借用子部医家术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