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瀛《国学概论》析论

2019年09月27日 00:47  国学院    5    收藏

黄梦琪

(湖南科技学院 国学院,湖南 永州 425199)

要:1923年民国新学制课程颁布,高中特设“国学概论”科目,却无适宜的教材可用。马瀛先生时任宁波效实中学国文讲席,遂著《国学概论》一书,自起稿到杀青历时三年,参考了近三百种典籍,广泛涉猎当时著名学者的学说专著及研究成果,并从报刊、杂志收录材料,内容丰富,结构明晰,可读性强,实乃中学国学入门之佳作,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马瀛;《国学概论》;中学国学讲义;入门必读

作者生平

马瀛(18831961),原字伯年,后字涯民,笔名古谚、谛僧等,晚年以字称。浙江定海(今属于舟山市)人。年少时受毕业于京师大学堂的兄长马松年启蒙,使得他早早地接受新思想。从兄长的课本和各种报刊中求知,这为其此后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01年,18岁的马瀛来到宁波储才学堂(今宁波中学)求学,一年后返乡专攻英语。1903年,又考入上海的中西书院。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遂有革命之志,因此参与学生运动,抗议美国国内虐待华工和纵火唐人街,自然遭到校方斥责,而后愤然离校。此后进入上海明新中学堂担任数学教师,又赴江西振育学堂任教。1912年,回到定海,出任定海县立高等小学校(于1945年抗战胜利后停办,今址为原定海二中旧校址)校长。他无视旧礼祭孔,又因学生未着统一制服且迟到,遭到了权贵与遗老遗少的非议,学期结束后辞职。[1]P4

1915年,马瀛转任两浙盐产整理处调查员。两年的时间里,他写出了十余万字的调查报告书,并测绘地图。1918年初,受邀参与《辞源》的修订,任商务印书馆字典部编辑。在商务供职期间(19161922),马氏又与陆家奎、方毅合编《实用学生字典》,自编《平民字典》《国音学生字汇》等书,自创的“综合检字法”,较为科学实用。但因与王云五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冲突,其“综合检字法”并未受到重视。此后,仍兼任商务印书馆馆外编辑。1923年,与陈训正合纂《定海县志》,历时两年完成。1926年,马瀛执教宁波效实中学,至1928年末,《国学概论》初稿完成,前后不满三年。1933年,又受陈训正邀请纂修《鄞县通志》;1948年与陈氏一起于天一阁管委会任职。陈训正(1872-1943),字无邪,号玄婴,浙江慈溪(今余姚)人。为陈布雷堂兄,即马瀛妻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举人,却投身辛亥革命,加入同盟会,是著名的革命党、同盟会元老;他重视教育,为了解脱“堕民”,致力于地方志纂修,又是著名的教育家。创办《天铎报》《商报》,主办《生活杂志》,是著名的报业家。由此可见,马瀛与陈家关系之紧密。1950年,马瀛应邀列席浙江省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二次全会。1953年,浙江省政府聘任他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55年任宁波市政协委员,后兼任人大代表。1961年8月,马瀛因病逝世,享年79岁。死后将藏书78种285册、手稿16种无偿捐赠给国家,今藏于宁波天一阁中。

马瀛的成就不仅限于史学与文学,在目录学方面撰有《吟香仙馆书目》,佛学方面著有《梵典笔记》,数学方面著有《微积分学》《中国古算——大衍求一术之研究》等书籍,以及《循环小数之研究》《质数求法之研究》等手稿。

《国学概论》版本著录和内容概述

本文以《国学概论》1935年再版作为底本。书前有陈训正的叙、作者自序和例言,马瀛原计划撰写绪论、研究方法、研究工具、经学概论哲学概论史学概论文学概论其他学术概论结论等九编,迄今只完成了前三编,仅相当于国学研究的初阶,包含绪论、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等三编。就书而论,现分两大部分概述如下:

(一)版本著录

《国学概论》成书于1928年,至少有五个版本:(1)1934年4月,上海大华书局初版。(2)19352月,上海大华书局再版。这两个本子版式一致,繁体竖排,25开本。由陈训正题签,行书,刚劲有力,更显工稳大气。全书共628页,陈训正叙3页,自序2页,例言2页,目录12页,正文546页,跋2页,增补附录小言1页,附录一、二占45页,勘误表11页。上海三明印刷厂印刷,定价为大洋二元。再版时版权页连属“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二日初版”,改“四月”为“二月”,与初版时间小有出入。[2]3)1978年,台南德华出版社出版。(4)2009年5月,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整理本,与蒋梅笙的《国学入门》和黄筱兰、张景博的《国学问答》一起列入“国学语丝丛书”。全书362页,32开简体横排,采用新式标点,但删去此前两版的叙与附录,另加“编者赘言”,定价28元。(52017年12月,中央编译出版社再版,版式与初版相同。

(二)内容概述

1.叙、自序和例言

本书由陈训正作叙,因为系手稿影印,行草兼书,不易识读,句读尤难,所以中央编译出版社的两个本子都将其删掉。为了尊重作者与读者,还原图书的历史风貌,现将叙文重新标点一过,移录如下:

学问之事,斅学惟半,无所谓师法。师法者,匠教也,匠教不可以率天下。象蒉以造屦,而不知足之适;悬橇以料车,而不知轨之适。不适非法也,虽曰师授,犹之乎象蒉悬橇者类也。尼父之教,温故知新,此其功自学者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于教者无与焉耳!虽然,不予以故。乌乎,资其薪不加以温。乌乎,极其知教者之责。文莫尚焉!此马君《国学概论》之所由作也。科举之世,士者困于功令,其为学也揣头抚尾,绝少完革。改政以还,学以骇众为标志,贸西贩东,自成风气,而国性大亡。间有一二深诣之士,削橥国故,颇有新造,然亦象蒉造屦,不知与足谋度;悬橇料车,不知与轨谋辙。皆匠教之徒,自以成之也,温故之效鲜矣。马君是编,草创润色,积数年之实验而始成,屡求适于足而惩乎其为蒉车,求适于轨而惩乎其为橇。世有不愤不悱者乎?即故以求新,是在温之之功。因叙马君之书,而述为学之方如此。

民国二十三年元日,慈溪陈训正书。[4]P1-3

陈氏在文中以“象蒉以造屦,而不知足之适;悬橇以料车,而不知轨之适”为喻,指出当时社会上治学的普遍风气,揭示出作者写作此书的苦心孤诣,并结合“西学东渐”的社会背景,批评“贸西贩东”的弊病与危害,突出“温故而知新”的重要性。

在《自序》中,马灜首先介绍了国学、国粹、国故等概念之由来,以及中学“国学概论”科目之设置,表明自编教材之迫切性。其次,结合个人的求学经验,由少年诵读“四书”“五经”等儒学经典,再到接触《輶轩语》《书目答问》等目录之学,继而掌握《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经籍纂诂》等小学工具之书,指出研究经、哲、文、史诸学之前,学者必须掌握方法与工具,说明编写《国学概论》之宗旨。最后,是交待本书出版和撰序的经过。

《例言》共有七条,分别是:(1)内容划分;(2)指出本书实为高中文科讲义亦可为自修或参考之用;(3)授课情况和内容份量;(4)授课中间,加入各种名著及各科常识,俾免学生枯燥乏味;(5)提及颇多当世著名学者之学说,以管窥豹;(6)本书参考多种典籍、文献,若未注明出处请作者多多包涵;(7)讹误尚多,欢迎指正。文字简练,表达清楚,方便读者了解本书体例。

2.绪论

第一编“绪论”共四章,谈及国学的定义、范围及分类等,再从当时人们对于国学的态度分析研究国学的原因。

“国学”一词,即“中国学术”之简称,最早出现于光绪末年,最初被称为“国粹”。然而,众多学术之中并非只有精华,又司马迁在《史记》中将一国文献称为“掌故”,所以章太炎将其改为“国故”。马瀛认为:“国故”与其他名词容易产生歧义,且意义含混,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相比之下,“国学”一词似乎更为适宜。他引用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中的一句:

国学者,中华民族以文字所表达之结晶思想,用合理的、组织的、系统的方式记载其生灭,分析其性质,罗列其表现形式,考察其因果关系者也。简言之,国学者,以我国固有学术为研究之对象,而以科学方法处理之,使成为一种科学者也。[3]P4

对国学进行定义,并在文章中对这句话作出详细解释。国学范围之广,倘若要展开研究,必先分类。在第二章“国学范围及其分类”中,作者列举庄子、荀子、司马谈、《淮南子》、刘歆、班固、《隋书·经籍志》、章太炎等对于学术的划分,彰显出各时代学术的差异性,大致可看出中国学术的流变。文末提出了本书的章节分类,表明了作者对于国学的理解,读者亦可从众多分类中可知晓国学的范围。

在书中马瀛特别提到两个问题:吾人为什么要研究国学?又该如何研究国学?从而引出关于人们对国学的态度的分析:一以梁启超《欧游心影录》、陈嘉异《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为例,指出人们对于国学迷信的态度;二以吴稚晖《箴洋八股文》为例,指出人们对于国学鄙弃的态度;三以“叆叇派”断章取义、夜郎自大之例,指出人们对于国学肤浅的态度;四以学校青年诵读之例,指出人们对于国学盲从的态度。从这四种态度出发,点明研究国学的四个原因。又引用了胡适答毛子水《论国故学》一文中的大段文字,并十分认同胡氏“为学问不当先存狭义的功利观念”的观点,以及“为真理而求真理”“学问是平等的”等言论,认为它们是“至理名言”。在此讨论的基础上,作者总结出研究国学的四大原因:一为表现民族精神,二为整理先民遗产,三为破除新旧界限,四为沟通东西文化。

3.研究方法

第二编“研究方法”共十五章。某些古人研究学问,并不强调方法,只讲“不求甚解”、“略知大义”,当然不值得提倡。到了汉代,学术研究因暴秦“焚书坑儒”而受影响,这时才有辑佚、考订、目录等研究方法的出现。六朝时,佛学因明论传入,自视为正统的儒家却无法应对,于是乎宋时程、朱学派以“格物致知”作为治学之方,陆、王学派以“心即是理”作为证道之由。书中继而提及清代汉学家的治学方法,马瀛认为“实不亚于最近之科学方法”,并引用胡适的的言论来论证。本编还举出陈钟凡、梁启超及胡适等人的说法,并参酌自己的认识提出研究国学的正确方法。

马瀛认为今人看书读书不如古人精,只具形式——“涉目”“发声”而已;且认为应改“看书”“读书”为“观察”。他以“观察”作为第二编第一章的标题。因我国典籍浩如烟海,所以“观察”前必先进行“选择”,于是参照梁启超的《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与陈钟凡的《治经史诸子词章必修之书》列出一份书表,断言:“学者苟能遍观此数书,则国学当略有门径矣。”在浏览书籍之时,应进行圈点钩识,不必篇篇精思,但要精读,需明其大义而知其体例。精读之后最重要的是钞录,梁启超曾说:“真正做学问的人,总离不了这条路。”[4]P39

此外,知晓融会贯通之方法,方可得有系统之学术。马瀛提倡“治经学应知家数”“治哲学应知流派”“治史学应辨真妄”“治文学当知变迁”,此便为“会通”。譬如,嬴秦焚书坑儒后出现了两个学派:一称古文学派,一称今文学派,这是研究经学避不开的话题;我国有诸子流派,印度佛教亦有众派别,研究哲学应从各流派入手;自典籍出现至今久矣,其中不乏鱼目混珠之书,研究史学应当细心辨认;第二章作者详细描写了诗歌、骈文、散文及语体文的变迁,并指出知晓其变迁是研究文学的前提。

一般而言,“怀疑”是研究科学的不二法门,也是研究国学的入门功夫。马瀛认为牛顿、康有为等人的伟大成果是“怀疑”造就的,怀疑则分为“疑古”与“疑今”。书中列举子贡赎人的例子,关于此事共有四种记述,然而每个记述中孔子所说的话都不同;又举章太炎的例子,他怀疑古人尊经,怀疑古人训诂,怀疑朱子注释,以此告诫今人要敢于“疑古”“疑今”。

研究国学最为重要的是辨伪。王充《论衡·正说篇》论道:

前儒不见本末,空声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讲习辞语。苟名一师之学,趋为师教授;及时蚤仕,汲汲竞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4]P48

数千年来,“虚说传而不绝”,故可知辨伪之急迫也。马瀛总结出作伪的八大原因,列举如下:(1)假讬古圣以自重,(2)作伪以逢君之恶,(3)作伪以图利禄,(4)作伪立异争名之资,(5)作伪以立门户,(6)迎合社会心理而作伪,(7)为时代所限而发生伪书,(8)时势变迁而发生伪书,以及其他小原因。甚至提及辨伪书中的巨著,举四本著作为例: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崔述《考信录》、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由此引出辨伪的方法论,书中所归纳的方法众多,主要举名家之言,而后他总结为人事、时代、思想与旁证等四方面,并举出具体的例证,再将先哲已经考定的伪书列成一份表格。此处引用了陈钟凡的观点,指出唯有精心研究寓言,支词、诬妄、传讹、虚构、疏忽等六诬,才可辨别是非。

明辨诬言只是读书的开始,非伪之书亦有文字、句读及篇章之错误,由是需进行勘误——读书必逐字校对,是孔子的家法,亦是研究国学者不可忽视的。马瀛将校勘书籍的证据主要分为八点:(1)甲骨,(2)金石,(3)古本,(4)他书所引用之文,(5)本书之义例,(6)诂训,(7)古注,(8)古韵,并总结出导致错误的十四个原因,表明此“不过勘误方法之一斑”。他引用柏拉图在雅典讲学时在学院院门上的题句:“不识几何学者,不许列入门墙。”将校勘学与几何学并举。

归纳、演绎是科学方法最重要的两点,因此作者认为:“由归纳以立假设,由演绎以求证验。”[3]P72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近代归纳法由培根所创,而我国稍符合科学的归纳法,由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于清初所创。现代的归纳法,应将准确、详尽的证据整理归纳,而后以统计学处理之。第七章摘录黎锦熙在《国语文法》中的《自序》,指出归纳之不易,并列举钱大昕研究古音、王引之研究古词、俞樾研究词品及胡适研究词格时的方法,总结出定理,并视为法式,结尾是引用梁启超的话得出归纳的步骤:注意——虚己——立说——搜证——断案——推论。

比较法是研究国学必不可少的手段,马瀛从思想疏密、理论短长、学说异同、传注得失、文辞优劣、事迹真伪等六点,分别论之。思想疏密之比较以本体论为例,区别一元论、二元论与多元论,提及老庄、宋儒、《易》以及《洪范》等加以对比,得出结论:“我国本体论,自当以老、庄之一元论为最上乘;《周易》之二元论次之;宋儒虽持论较为精密,然无所发明;五行之说,则最无价值,盖多元论本难立足也。”[3]P88理论长短之比较以人性论为例,举各家学说,最终予以否定,再以科学的态度解读人性论。学说异同之比较以六经次序为例,指出今文家以内容之浅深而排序;古文家以产生之次序而排序,并列举证明。传注得失之比较以五霸考为例,他从“霸”入手,肯定赵歧的“春秋五霸”,否认丁氏的“三代五霸”,并批判朱子“并列二义”。文辞优劣之比较以辞的繁简、疏密、纯疵与洁滞为例,得出较优之学说。事迹真伪之比较则举个别典故为例,譬如秦始皇筑长城,并指出应参照各方记载,辨其真伪。

分类既“依事实或对象之同点,在心理上集合之方法也”,大致可分为:(1)演绎的分类,(2)归纳的分类,其区别便在于“想象”与“实在”。演绎的分类主要使用两枝法,将一大类分为两小类,层层递进,但其较归纳的分类功用更少。因学术的进步,演绎的分类的两枝法弊端日显,由此产生了归纳的分类。马瀛将归纳的分类别为三层,并以图表举例我国文辞归纳分类的方法。

“整理国故”有四条途径:一为索引式之整理,其主要分为依韵目、依部首、依笔书、依号码者、依性质等五种方式;二为图表式之整理,既将事物归纳于图表之中;三为总账式之整理,马瀛将学术总结比作商人结账,一时期终了时需总结一次,并举例《诗经》的整理方法,将其归为异文之校勘、古韵之考究、诂训之汇集与序说之判别等四项;四为专史式之整理,列出理想中国学研究的系统,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文献材料繁重,马瀛又提出编著专史,且列明编著专史的两级步骤:先搜集考定,再编著专史;在专史之中分列各种子目。

第十一章以“辑补”为名,马瀛指出:作四部多用辑佚,而史籍则多用补作。秦时的“焚书坑儒”使得辑佚之业兴起,最初起于汉学家,他认为《永乐大典》为辑佚史中的最大成绩。补作主要针对于史书所缺,或不完备的表志,指出当时外族交涉年表、文化年表及大事月表仍不够完善,希望学者日后努力。

关于统计方法的运用,马瀛说:“搜集同类之人物事实,以时代、籍贯、等次,学派、经历、发见等分别之,综合为种种数目,而观其大较,俾知兴衰变化之迹也,即观察各种事物之平均状况而已。”[3]P163此为他对统计的定义。最早使用统计方法研究国学的应推及汉代的班固,且其认为统计方法使用于史学方面最为有效,并举《春秋大事表》等前人已作之统计,引出当今吾人可作之统计。

研究社会之状况,在于调查;考察文化之遗迹,则在于挖掘。马瀛指出:应就方言、风俗进行调查,由此“窥见社会之现象与群众之心理”,方可得学术之本来面目。而后举各地发见之古迹,罗列甲骨文字、汉晋木简、敦煌古书、新郑彝器、渑池石器等分述之,并警醒学者重视文物及文物的发掘。

本编的最后一章名为“评判”,意在以判断力弥补前文所提及方法的弊端。“评判”分为主观的评判与客观的评判。主观的评判为“以个人之眼光,评判古人学说之是非得失者”,此方法多运用于我国古书(经、哲、史、文)之评判。客观的评判即“综观一家学说之主张,考察其同时或后来之社会,而表示其发生之效果,俾学者知其学说之价值也”,马瀛将发生之效果大概分成三种:(1)考察其学说在同时或后来之思想上,发生何种影响;(2)考察其学说在风俗政治上发生何种影响;(3)考察其学说之结果,可制造何种人格及社会。

4.研究工具

第三编“研究工具”共九章。孔子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知研究国学之方法后,却也少不了研究国学之工具,即研究国学之参考书。工具虽多,但主要有以下九种: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章句学、版本学、文法学、语言学、考据学、目录学等。

众所周知,中国最早的文字为殷商的甲骨文,书中马瀛首先叙述了甲骨文自出世后的研究经过,并指出研究甲骨文对于研究国学的助益。甲骨文后为钟鼎古文,即金文,其以“十天干”为例论证钟鼎古文的“变化綦繁”;而后便是籀文,即狭义上的大篆。此三种亦为广义上的大篆。其次为孔壁古文,即从孔子住宅墙壁所得的古文经书。再次为秦刻石文,他将石鼓与石碑分言之。最后为始于秦代的小篆、秦狱所出的隶书、小篆与隶书之间的八分书及由隶书渐变而成的楷书与草书。

声音的起源分“自然之音”与“效物之音”,音韵又因时间的推移及地域的差别而发生变迁。音韵之学,大致可分为古音、广韵、等韵、国音等四派。古音学主要研究周、秦、汉、魏无“韵书”时所使用的音韵。马瀛用图表列举前人所得之古音分部,并分析章太炎《国学概论》中论述的阴阳类与韵纽音,指出当今研究古音有十法,分别为:谐音、重文、异文、音读、音训、叠韵、方言、韵语、韵书、译音等。谈及广韵学,将其分为诗赋韵、词韵、曲韵等三部分,叙述广韵学变迁之概略,并将隋唐以来诗文通用之韵、戈载所分词韵之部及吴氏所分曲韵之部目各列一图表。等韵学以汉字的发音原理和发音方法为研究对象,以字音分四等而得名,是六朝以来之集大成,有四声、七音、三十六母、四等、二百六韵、十六摄、二呼、四门之区别,马瀛一一叙述;后列反切之起源、沿革、方法及特例。国音学即研究注音的科学,始于汉字拼音发明之后,他详细说明国音学的沿革,并将各拼音字母的读法、来历,及与三十六字母、平水韵目的比较等,列为声母表及韵母表。

训诂学产生的原因有三:“同一事物,而历代之称谓各殊,则生于后世,必不能识古义者,若欲通古言,必须以今语释之,此一也。……同一名义,而四方之称谓各殊,则生于此地,必不能识彼地之言者,若欲通方言,必须以雅言证之,……此二也。……盖东周以降,语言即与文字分离,凡通俗之文必与文言之文有别,则典籍所用之文,又必以通俗之文解之,此三也。”[4]290-291训诂学起于东周,《尔雅》是我国第一部训诂著作,马瀛罗列出自《尔雅》后的训诂之作,并详细概述《方言》《释名》《说文解字》及《白虎通义》的主要内容;而后分周、汉、宋三代讲述因时代不同训诂之义例的不同,指出至清代,训诂之义例已完备。

“古人之所谓章句,似即后世之所谓传注。”[3]216此说法是由马瀛考究古书得来的,并指出章句,即《易》《书》《春秋》之传注,本意则为今之所谓符号,此从《说文解字》中可得。本章就古标点符号、新式标点符号进行分别论述。他举句号、读号、顿号、段号、联号、起号、兼号等二十种古标点符号进行描述,而后举欧风东渐后的新式标点符号。新式标点符号最初较广泛的使用于出版的书籍杂志中,之后才渐渐普遍于全国。标点符号分为标之符号与点之符号两类,二者意义不同:一为标识,一为点断。新式标点符号由西方传入,而中文与西文不同,所以新式标点符号的用法与西文有些许差异,马瀛在此举些许例子进行简单叙述,同时也指出两者“皆大同小异也”。

本章开头部分,马瀛将版本学定义为“研究历代书籍之制度,镌刻之体制也”,并提出今人唯有识别版本的眼力才可知书籍的优劣。隋唐后刊版印刷设计的推行,及晚清时欧洲印刷术的输入,使得版本学日益繁复,而此又是识别书籍质量的关键。于是其依照孙毓修、陈锺凡的学说,将版本学分四期论述,主要以西周、姬周、战国、隋唐为划分点,指出各时期书籍镌刻所用的材料及方法。例如西周以前主要分为刻石、镂金、甲骨等三类;而姬周王朝为竹简与木版两类;战国至隋唐有帛素、纸及石经等三类;隋唐印刷术发明之后则分为雕版与装订(雕版书籍的形式有官刻本、家塾本、坊刻本、活字版、巾箱本、朱墨本等六种)。版本学的沿革,体现的是文化的盛衰。

广义的文法学分为词性论、句读论、修辞学等三种。刘淇在《助字辨略》中将虚词分为三十种,虽烦琐重沓,但为始创;嘉庆间王引之,道、咸间曾国藩皆论及词性,王引之所著《经传释词》、曾国藩所作《复李眉生论古文家用字之法书》可作研究之参考书。至光绪年间,则有丹徒马建忠仿西人文法作《文通》,宣统年间长沙章士钊作《中等国文典》。马建忠的《文通》问世后,改变了人们对于文法的观念。德国语言学家列斯金以为语言之变迁是有规则的,马瀛根据卢自然《中国文法演化的两条公律》一文,观察我国文法,得出其演进有两种途径:“一为不必要之语词或散名,逐渐淘汰以尽,吾人可名之曰简化律;一为必要之文法上成分,逐渐精密,吾人可名之曰精化律。”[3]P250“简化律”分为散名之消灭与语词之删减两种形式;“精化律”则分词性渐趋固定、文法渐趋精密、语句中主要成分之省略日渐减少、新式标点符号之使用等四类。“句读法者,论句读之种类及其结构之方法者也”“修辞学者,所以修饰辞句,使径直变为曲折,粗俚变为精妙,质朴变为华丽者也”,[3]P263此二者皆可观刘勰《文心雕龙》。刘勰将句之种类分四种:(1)意无轩轾之排句,(2)意别浅深之叠句,(3)两商之句,(4)反正之句,见解独到。章士钊在《国文典》中将句之性质分四种:(1)叙述句,(2)疑问句,(3)命令句,(4)感叹句,表述方式已与今日语法学无太大区别。马建忠在《文通》中以读之功用为区别将读之种类分名读、静读、状读等三类。而修辞格式较多,马瀛依据唐钺《修辞格》将常见通用之修辞分为五类二十七种。

中国语言发源于东周,但至民国十六年(1927)才进行有组织的研究。由于国土辽阔、民族众多,民族语言、地区方言多且杂,马瀛认为提倡国语才可“统一各地之语言,破除感情之睽隔”,但同时也避不开对于方言的研究。第七章分渊源、结构、类别、时别、地别、典籍等六节,为研究方言的六个方向。语言与人的品性、地域、文化等有关,而地理环境、文化交流、朝代变迁,则直接影响着方言的发展。由此他得出“语言之性质,为流动的”。章太炎在其《新方言序》中根据词根将方言的组成结构归纳为六条规则,然而方言的构造,除音转之外,“其关于形体之组织,尚有若干不成文之规律在”,故马瀛又举十例讲述方言的结构,但其组织繁重,难以言尽。方言种类众多,明郭子章编纂《六语》,将方言分为谣语、谚语、隐语、谶语、讥语、谐语等六种,作者则将其分为谚语、谣语、隐语等三大类,并细述各类之体例结构。论及“时别”,自有典籍的周、秦算起,分六朝言之:一是周、秦方言;二是两汉方言;三是魏、晋、南北朝方言;四是隋、唐、宋方言;五是元、明、清方言;六是现代方言。其中周、秦方言分地域叙述,元、明、清方言则分政治之改变、文学之革新叙述。论及“地别”,他先列举胡以鲁《国语学草创》中的十种方言,而后又译录耶稣教会出版之《中华归主》中的《中国方言表》,主要分汉语与方言和非汉语与方言两大类,并指出方言只有异同与变迁,并无是非、优劣之分。典籍所研究的方言大约可以分为古代方言与现代方言两类,研究古代方言的首推《尔雅》,现代方言则首推章太炎的《新方言》。

各朝考据皆有其途径,而近人之考据约分六项:(1)发掘古物;(2)搜求秘籍;(3)调查方俗;(4)游历山川;(5)实验事物;(6)应用科学方法。马瀛认为今人王国维的考据方法最为周密,王的门人朱芳圃曾详推其考据之法,可分为七项,其中三项为王氏考证金石文字、考证礼制及考证古史的方法;其中两项指出他治学善用演绎、归纳、比较之法,考订善用互相参校之法;最后两项提到其因对音精审得以校勘《蒙古史料》,以及校勘古籍时方法严谨、态度忠诚。考据不离资料,“学者必积数十载之学力,博览四库之书,方足以语于此”[2]P324,在此节列举出了诸多可供学者参考的类书、辞书和丛书等。

目录学是研究各种学术的入门之学。马瀛将目录比作“图书之锁钥”,即阅览者与书籍之间的连锁机关,并将中国目录学书籍分为无解题者和有解题者两类。《礼记·经解篇》数语开目录学之先河,自秦汉以来,各代皆有当代鸿儒校订之藏书,如汉代之《别录》《七略》;魏之《中经》;南朝之《七志》《四部书目》;宋之《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明之《文渊阁书目》《国史经籍志》;清之《四库全书》《永乐大典》等。旧有的目录学有长处亦有短处,我们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作者指出:书籍的分类,当以便于检阅者查阅为主,重视实用性,而后列举了中国古代书籍分类法、欧美各国书籍分类法、近时书籍分类法三项简述书籍分类的发展。中国古代书籍分类自孔子始,经过两千年仍未突破其保守性,进步极小;马瀛依据陈钟凡的理论将书籍的分类列于一表,自汉《七略》《汉志》到清《四库书目》,总结出古籍目录的三点相同处与三点可议处,而后向外拓展,探究欧美各国书籍分类法;向内延伸,阐述我国近时书籍分类法。

本书最后一章论述的是研究国学的方法与工具之间的关系。书中共叙述了十五种方法及九种工具,并指明了九种工具的次序。其先后为: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章句学、版本学、文法学、言语学、考据学、目录学,实则为第二编各章节的顺序;然各方法与工具之间也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作者做一图表并用直线连接,错综复杂,更能体会到它们之间关系之密切。

余论

作为一部高中文科各年级讲义,并非局限于此,马瀛补充说:“一般喜研究国学者,亦可为自修或参考之用。”[4]例言P1言下隐约透露了些许自信的意味。其中所提到的授课安排大致窥探出民国时“国学”的现状。清末乃至民国时,与国学相关的文章、书籍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例如章太炎的《国故论衡》、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等,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西化”促进了“国学”的发展,本书在谈论中国学术时,也谈及了西方学术,在二者的比较之下,更好的诠释了“国学”一词。在作者原定计划中,《国学概论》应有九编(包括第四编“经学概论”、第五编哲学概论、第六编史学概论、第七编文学概论、第八编其他学术概论、第九编结论),受时间限制,虽只完成前三编,但“亦未尝不可”;这使得该书不同于其他国学书籍大致按经、史、子、集划分全书结构,而以“方法”“工具”为线索,贯穿全书,内容呈递进式,由浅入深,不失条理。然究其根本,未遑论及四部而称“国学”,似乎有些牵强。

“国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总称,乃立国之根本。提起“国学”,又总离不开古圣先贤,以及前人所作之成果,诸如像马瀛《国学概论》这类的民国著述,数量不在少数,影响或大或小,见识或精或粗,评价或高或低,必然都会成为今人著书立说之基础,若想朝前发展,自然还得用心去读

  参考文献:[1]黄梅君.记马瀛先生[A].天一阁文丛(第十辑)[C].宁波:天一阁博物馆,2012.                  [2]邓盼.国学论著提要三种[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4,(09):32-35.

            [3]马瀛.国学概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4]马瀛.国学概论[M].上海:大华书局,1935.

            [5]汪道启.现代青年常用知识一本通[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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