濂溪故里的盛景: 五经博士周嘉耀重修记碑考证

2019年09月27日 00:44  国学院    7    收藏

雷日梅

(湖南科技学院 国学院,湖南 永州 425199

 要:周嘉耀残碑发现于道州县城状元山附近,查无任何文献资料记载此碑,周嘉耀虽为世袭五经博士,但现存文献记载颇少。文章梳理解读周嘉耀所作《重修记》,综合史料论证了该残碑的文献价值,部分还原缺佚文字,弥补了五经博士、濂溪故里历史记载的不足,彰显濂溪理学在宋明以后学术发展中的权威地位,以及对文明推进过程中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五经博士;周嘉耀;濂溪故里

中图分类号:B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19)01-0021-04


一 碑文梳理

道州状元山附近发现一则濂溪后裔、世袭五经博士周嘉耀所作重修记残碑,经检索,该碑既不见于方志资料的记载,也 不见于金石著录。然而,从碑刻内容看,无论是其文化意义还是文献价值,都特别值得关注。现根据残缺文字,整理如下:

……所赖董江都、韩昌黎二公,迭起拨乱反正,论者……诬也。然其间,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致使孔……吾道荡然无复存矣。有宋之代,天生我……之秘,著为《太极》《通书》,体本于主静,功归于立诚……斯道已灭而复明,巳晦而复显,休哉!真万世永赖者……其高风企慕,其懿行每深,生不同时,居不近地之感。……香草翠,气象如新,霁月光风,伊人宛在,恻念……旱频□民力□□艰,虚悬此愿,徒抱深衷时际……生拜亭□□□□□,于是私心即喜曰:修葺之事,庶……先之者,耳虑无有圣之者。耳有其先之则,莫敢后也,有其……三武,则副戎一下文,则佐政司铎以上,各量力愿捐,相……力阅,五月而报竣,大中丞甚为嘉悦。落成之日,集庠……人之□□甚车服礼器,窃念山川未改,遗书犹存,有□……境于太极岩之中者乎!有能悟鸢飞鱼跃于濯缨亭之……□□□□我心非敢督也,是所望也,因为记。……十九宗子翰林院五经博士周嘉耀仝立石。

此碑两侧有水波纹,其碑上半截残缺三分之一,下半截基本完整,经辨认,该碑为五经博士周嘉耀所作,尤为珍贵。

周嘉耀,周敦颐十九代嫡孙,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世袭五经博士,字号不详,生卒年不详,关于此人的资料较少,据资料查阅,有以下少许资料可供了解:

“际我清朝定鼎,顺治十年,叨蒙巡按御史李宝口,□□□□□□有该部议奏之旨口蒙□□□□□□□□□□割□部□□□□萧索途费□□□□□时戎马倥偬,至今沉延未邀恩赐,迄今日□周莲年老目昏,难以奉祀,莲有嫡长子周嘉耀□□□□□奉祀先人,伏乞赏文上达提拔,曲成道脉,□□□□情呈州。”[1]

“今查顺治年间,前巡按李曾以濂溪嫡孙周莲请袭博士矣。后复奉文将前朝世袭博士印割缴送大部矣,至康熙二十年,内奉前抚院韩又将濂溪嫡孙周莲之子周嘉耀,咨部请复世袭矣,然皆未蒙授复故物,周子之裔奚能免向隅之嗟耶?夫宋儒书香,业有成例可授。”[2]

“本年四月二十八日奉圣旨依议行于是奉取原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割付,缴部另给。既而周莲年老未能赴阙请袭。延至康熙十九年三月十二日呈于州,愿以嫡男周嘉耀承袭博士,经知州吴大镕申永州府吴延寿,寻申衡永郴道参议朱士杰,复详巡抚部院韩会、学政姚淳焘,再请于督部院丁得,如详细施行。[3]

以上三则材料,均为描述周嘉耀承袭其父周莲年老难能得受五经博士之荣的渊源。

至于周莲其人,亦有少许资料可寻:

“皇上临雍大典,圣脉重光,所有敦颐诸书宣付史馆校订,颁布学宫,譬如日月照幽,江河润物,切关世教,岂可名言。臣前于顺治九年三月,巡历永州恭逢该道府州,查取前朝世袭翰林五经博士周汝忠所生嫡男周莲,甘结存案,以备取录,仍斥该房官员照全书以礼致送外,即欲具题,因贼隔暂止今”。[4]

五经博士的发展与明清理学的兴衰相浮沉,周莲乃明代世袭五经博士周汝忠之子,周莲也是备录五经博士,至其年老之际得到承袭,才有其年老未能赴任,以致五经博士之荣割付于其嫡子周嘉耀承袭。

康熙年间,经巡按御使提请,地方学政复议,恢复明代“五经博士”世袭制度,周嘉耀于康熙二十四年承袭“五经博士”。又“康熙二十六年四月二十日,圣祖仁皇帝特赐御额,亲书‘学达性天’四字,盖以玺文,口御笔之实,遣官由京沿送,勒之庙额。从湖南布政使司张之请也。博士周嘉耀《谢表》奏为恭谢天恩事……”[5]康熙御书“学达性天”,送至濂溪书院,周嘉耀作有《谢表》。这意味着,该碑刻于康熙二十四年之后。因碑刻残缺,具体时间已不可考证,但根据碑文的书写习惯,“二十”作“廿”,可初步推断末尾署名为“时康熙廿年濂溪先生十九代宗子翰林院五经博士周嘉耀仝立石”,即每行有28字。因此,可利用这一突破点进行校理,并对此进行补充。值得注意的是,该碑虽残缺较严重,但字体尚算清晰,经辨认,该碑有16行,也即是说,碑文的排列情况大体为1628字。这一规律性特征未完全还原,但大致可推测碑文大意。

                    二 释文校理

依据《濂溪志》、《道州志》等文献,拟对文句进行校理,以期进一步还原该碑刻:

1.所赖董江都、韩昌黎二公迭起,拨乱反正,论者诬也。

董江都乃董仲舒,韩昌黎即韩愈,“乱”是为异端之起,“正”则为儒家之道,也即是说,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韩愈辟佛释儒,均是倡明儒学的代表。

清初理学家熊赐履《经义斋集太极图》云:“异端蜂起,微言大义,委之草莽。以董江都、韩昌黎后先相望于千百余岁之间,而曾未能力穷其奥,而正是其统。”[6]熊氏以董仲舒、韩愈为代表,强调自濂溪以来的理学脉络。此处,周嘉耀是否借用了清初的语句典籍,已不得而知,但此句无疑是为表彰先贤,羽翼经传。

2.然其间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致使孔□□□□□□□□□□,吾道荡然无复存矣。

“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出于韩愈《原道》:“荀与杨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7]此处“语焉不详”意为儒学晦而不彰。熊赐履《经义斋集太极图》有云:“孔子十翼,阐千古之秘,斯道昭揭,如日中天。[6]“阐”即阐明、表明的意思。自孔子提出儒学思想,为中华文明之正统,“如日中天”。然至唐宋,佛老传入,儒学不兴,周敦颐“嗣往圣,开来哲”,上承孔孟之绪,下启心性义理之学,复兴了孔孟以来隐而不显的“道统”,在儒学传承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3.有宋之代,天生我祖濂溪先生传千载不传之秘,著为《太极》、《通书》,体本于主静,功归于立诚,不由师传默契道妙,斯道已灭而复明,已晦而复显。

根据还原图表得知此句共缺漏十八字,《周敦颐集》有载:“更千百年至我国朝,天启斯道,始有濂溪周先生,独传千载不传之秘,上祖先天之《易》,著太极一图。”[8]根据句中可识别文字“天生我”后应为人称,而“之秘”前应为形容词性句子,此碑乃是周敦颐后裔周嘉耀歌颂先贤而作,《周敦颐集》中提取“天生我祖濂溪先生传千载不传之秘”,与原碑文缺漏句可一定程度上的“还原”。

周敦颐作《太极图说》、《通书》。湖湘学派胡宏《通书序略》对《通书》评价道:“《通书》之言,包括至大,而圣门之事业无穷矣。故此一卷书,皆发端以示人者,宜其度越诸子,直与《诗》、《书》、《易》、《春秋》、《语》、《孟》同流行乎天下。”[9]胡宏将《通书》与四书五经相比拟,作为走向圣人之学的经典。

又,黄宗羲《宋元学案》:“周子之学,以诚为本,从寂然不动处握诚之本,故曰主静立极。”[10]周敦颐所处时代,士大夫参禅修道者相率成风,儒家佛家道家三家在近千年来在中国碰撞冲突融合互补,唐宋之际,佛老盛起,三教渐合一。理学家周敦颐著《太极图说》、《通书》,以“诚”为本,“主静立极”,融合了儒家《易》、《庸》之学。

《宋元学案》称:“周子生于千载之下,不由师传,默契道妙。”[10]缺佚部分可补遗为不由师传默契道妙”,使儒学复明于世。

4.休哉!真万世永赖者

该句缺漏一字,此句明显是赞扬句,末尾应为一语气词,为“也”。

《尚书·大禹谟》:“地平天成,六府三世允治,万世永赖。”[11]“万世永赖”意指后世永远依赖,即对后世具有极大影响力。朱熹、张栻作《太极图说解》,引发后人不断诠释,影响波及东亚诸国。周子之学,得以万世永赖!

5.□□□□□,宗仰其高风,企慕其懿行,每深(或)生不同时居不近地之感。

根据“企慕其懿行”文义,可推测“其高风”前应为,推崇景仰。《晋书·儒林传·范宣》:“宣,虽闲居屡空,常以讲诵为业。谯国戴逵等皆闻风宗仰,自远而至。”[12]懿行:善行。朱熹:“见人嘉言善行,则敬慕而记录之”。周敦颐卒于北宋熙宁六年,享年五十六。周嘉耀为其十九世嫡孙,生不同时,居不近地,先祖丰功伟绩,令其感慨不已,追慕不已。缺佚应为

6.□□□□□□□□□□,香草翠,气象如新,霁月光风,伊人宛在。

《濂溪集》中有朱熹《像赞》:“风月无边,庭草交翠”[13]中有风月、翠草,未提及莲,但众所周知,周敦颐有《爱莲说》一文,而他本人更是以莲自喻,莲香草翠,恰到好处。

莲素有代指高洁品格之用。霁月光风用以指人的品格高尚,胸襟开阔,黄庭坚以此评价周敦颐的人格“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宋陈亮《谢罗尚书启》:“霁月光风,终然洒落。”[14]周敦颐著有散文《爱莲说》:“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15]“莲”寄遇人生理想,清廉正直,与世无争。周敦颐曾以莲自居,后世赞其有终然洒落、光风霁月之胸怀。

7.恻念□□□□,□□旱频,民力兼耗告艰,虚悬此愿,徒抱深衷。

“旱”对应为“水”。熊赐履《请停止口外行幸疏》:“且今水旱频仍,流亡遍野,而乘舆一出,扈从千官,骑乘糗游,供亿匪易,是不可不为之念。”[16]此虚悬应为“无着落”一意。根据文意,后一句可推测为民力兼耗告艰,以说明当时社会环境。

8.时际□□□□□□□□生拜亭□□□□□□坛,于是私心自喜曰:修葺之事,庶几有先之者耳,虑无有主之者耳。

拜亭,根据《濂溪志》记载,五经博士周绣麟与鲁承恩唱和,作有《濂溪三亭记》,其“三亭”指“风月亭、濯缨亭、有本亭”。该石刻二零一六年十月四日发现于道州状元山附近,为道州州学旧址,那么“拜亭”是指鲁承恩所记风月亭、濯缨亭、有本亭三亭?抑或状元亭?有待进一步考证。另,根据“虑无有主之者耳”,可推测前一句为“庶几有先之者耳”。

9.有其先之则莫敢后也,有其主之则莫敢惰也

此句承接上一句,前有理学鼻祖周敦颐及敕封的五经博士,后人不敢居后不前,不敢有惰性。

该句承接第八句,而第九句两句结构相同,字数一样,唯一不同之处就是“后”对应那一字,推测为“惰”字。

10.三,武则副戎以下,文则佐政司铎以上,各量力愿捐,相□□,皆同心僇力,阅五月而报竣,大中丞甚为嘉悦。

道州地方官员积极捐赠,齐心合力,不日落成。

11.落成之日,集庠□□□□□□□人之□□甚,车服礼器,窃念山川未改,遗书犹存,有□□□□境于太极岩之中者乎!

太极岩:月岩,《(道光)永州府志》:“濂溪以西十五里,營山之南,有山奇聳中为月巖,旧名穿巖,其距州约四十里焉,巖形如圆,廩中可容数万斛。东西两门相通望之,若城阙中虚,共顶侧行,旁睨如月上下弦,就中仰视月形始满,以此得名。”[15]

12.有能悟鸢飞鱼跃于濯缨亭之上者哉

“濯缨亭”为濂溪故里“三亭”之一。《(道光)永州府志》:“周子故宅在其麓山下有石賫出泉,即濂溪也,人呼为圣脈泉,泉之上为有本亭,迤东为风月亭,沿流而东为濯缨亭。”[15]

13.□□□□,希圣希天

周敦颐《通书·志第十》:“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圣人寄希望于天,贤人寄希望于圣人,士人寄希望于贤人。该句可推衍为希圣希天

14.□□我心,非敢督也。是所望也,因为记。

这件事是濂溪后裔所期望的,因此周嘉耀刻下了该事。

15.时康熙廿年濂溪先生十九代宗子翰林院五经博士周嘉耀仝立石。

仝:同的古字。书文的时候同时立下此碑。

碑文应有落款,该句后面交待了立碑人,而“十九代宗子”前应交待何时何人的十九代宗子于立下此碑,周嘉耀为周敦颐的十九代宗子,此处应用尊称濂溪先生。康熙二十四年,周嘉耀立为“五经博士”,也即是说,该碑文是二十四年之后所刻。又康熙二十六年,御书“学达性天”,该碑文是否与御书匾额有关,有待考证。

三 文献价值

重修记虽为残碑,但作为濂溪学在清代复兴的标志,也是故里风物兴盛的见证,其价值主要体现在:

一是完善了史志文献记载的缺略。濂溪在思想史上的记忆,是一个绵延不绝的传统。南宋绍兴年间,经胡安国倡导,在道州首建祭祀先贤的濂溪祠,祭祀与教育并重,开庙学合一的体制。其后,张栻等人努力维护地域文化,在《道州重建先生祠记》中指出:“宋有天下,明圣相继,承平日久,元气胥会,至昭陵之世盛矣。宗师钜儒,磊落相望。于是时,濂溪先生实出于舂陵焉。”[15]朱熹在《朱熹集》亦道:“知濂溪云者,实先生故里之本号,而非一时媲合之强名也。”[16]以濂溪故里为理学文化的象征。另一方面,道州州学教授郭份作《道州进士提名记》,表彰濂溪,使士子有所追寻,形成了重视伦理教化的地域特色,景定四年,宋理宗御书“道州濂溪书院”,以濂溪为学习和追迹的对象,崇儒重道,具有树立典范,肇开风气的作用。明代景泰七年,朝廷嘉奖濂溪后裔,始立周冕为“五经博士”,振兴人才,移风易俗明嘉靖年间,经“五经博士”周绣麟等的阐扬,追慕之风梗然骤起,阳明后学相继在月岩刻石题咏,故里风物得以发扬。该碑虽为重修记,但儒雅大气,在这四百多字的重修记上浓缩濂溪理学的精华,转物为文,加以咏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周敦颐“道学宗主”地位在不断建构、演变的过程,不乏“以小见大”的独特价值。更为重要的是,重修记没有任何方志文献、金石史料的记载,意味着该石刻还是一种“原始性”的文献,给我们提供了传世文献中看不到的新材料,填补了历史文献的缺环,为濂溪理学研究打开了别样的窗口。

二是弥补了“五经博士”行迹的不足“五经博士”作为与孔孟后裔同级的一个代表儒学文化源远流长的象征,在明清时期享有盛誉,但对“五经博士”事迹知之甚少,至今声名不彰,其中重要原因在于“五经博士”的学识不及士人,不入文献之列,记载遂稀,以为不登大雅之堂;周冕、周嘉耀等人又偏居穷乡,相对沉寂,影响不广,难免遭到后人的忽略。尽管赐予五经博士作为表彰理学家崇儒重道的方式,周莲于康熙二十四年提请五经博士,然因年事已高,未能赴任。周嘉耀世袭“五经博士”,对其人生经历、社会交往等知之甚少,一直处于无人问津的境地。周嘉耀《重修记》作为一种宣传,共享濂溪故里繁盛场景,彰显了后世五经博士在立身处世、日用伦常中践行理学的价值理念,促成了后人的自觉担当,成为引导故里风尚的重要力量。

三是反映了濂溪故里的繁盛场景。经过明代阳明心学的洗礼,以及清代汉学的兴起,濂溪在学术史上的地位造成不同程度的冲击。清代稳定统治之后,借助儒学经邦治国,在全国范围倡行程朱理学,并制定了一系列“尊者儒先”的文化政策,重振士风。顺治十年(1653),“崇儒重道”确立为国策。据《清朝文献通考》载:“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自明季扰乱,日寻干戈,学问之道,缺焉未讲,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尔部即传与谕直省学臣训督士子,凡经学、道德、经济、典故诸书,务须研求淹贯,博古通今,明体则为真儒,达用则为良吏。果有此等实学,朕当不次简拔,重将任用。”[17]清初以程朱理学的经典趋势,御纂《性理精义》,重用理学大臣等措施,标示着濂洛之学的复兴。濂溪后裔积极推动故里风物建设,树立故里文化形象,传播理学经典,对考察理学发展的动因是极有意义的。然则,也正是这些周冕、周绣麟、周嘉耀这些“五经博士”的阐扬与积淀,得到皇帝的嘉许,康熙二十六年,御书“学达性天”匾额送至濂溪故里、岳麓书院等地,肯定了濂洛之学作为国家官方哲学的地位,亦显示出濂溪理学对社会的运动过程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影响又进一步助长了儒学事业传续,推动了清代振兴儒学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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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大榕.申请职袭详文[A].王晚霞.濂溪志八种汇编[C].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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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隆化县志编纂委员会.隆化县志[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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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郭齐,尹波.朱熹集[C].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18]张廷玉.清朝文献通考[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责任编校:周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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