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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文治，字穎侯，號蔚芝，別號茹經，江蘇太倉人。生于同治四年（1865），父受祺（字若欽），州學廩生，教書為業。唐文治幼受于外叔祖胡汝誠（字嘯山）門下，甫識字，讀《孝經》、《論語》、《孟子》、《詩經》，時人問其志，答“願為伊尹。”

        蔚芝幼學無常師，自胡汝誠以下，俱得姚葆光（字箓翹）、胡汝直（古愚）、錢宮極（會甫）之親炙，及長（十七歲）竟於王祖畲（紫翔）先生之門，自入學始至首赴禮部試止，受學凡十三年，此間問學甚勤，十四歲時，已畢業“五經”，光緒六年（1880）應州試，入州學。十六歲始學做古文，十七歲受學王祖畲先生，“日夜淬厲于性理文學，初知門徑，”光緒八年（1882）中會試。光緒十一年（1885），受業于南菁書院黃以周（元同）先生門下，黃元同先生曾語之曰：“顧亭林先生有言，經學即理學，理學即經學，不可歧而為二，聖門之教，先博後約，子其勉之。”蔚芝守之甚謹，于黃師所薦之書無不精讀之，自謂“經學、小學亦粗得門徑矣”。另作《宋元明諸儒主一辨》，黃師深為嘆賞，其為學之不立門戶，治經漢宋兼納，初應於此有以啓之也。

       光緒十五年（1889），蔚芝再試禮部，應試之文為總裁官許星叔、閱卷官張預（子虞）賞識，榜發，因額滿未及錄。後數試不第，遂歸里，館於太倉顧宅授學，於是始執教鞭。光緒十八年（1892），蔚芝第五次赴禮部試，中為貢士，觀政戶部。此其仕途之始也。

       唐文治居京任官，迭遭國變家難，常憂國事，未嘗一日敢棄濟世利民之責。甲午之難，憤而上《請挽大局以維國運摺》，計萬言，為翁同龢激賞。供職總理衙門，輯成《漕運門》八卷以為戶部則例。戊戌維新，上《請殫血誠以維國脈摺》，附《請停止搜括之政片》、《謹陳管見以固人心摺》，日俄索我領土，奉命寫問答嚴拒之。又學俄文，夜於燈下取中俄文本條約對校，目力大傷，後補外務部榷務司主事，戶部職遂輟，而蔚芝亦得有出使國外之機會，光緒二十八年（1902）五月，隨侍載振同行訪歐美、日，觀域外世風，量中西異同，治學眼界遂益廣。其後陞任商部左丞，有政聲。

       光緒三十二年（1906），蔚芝母親病逝，遂丁憂歸鄉，自此直至清亡，未再赴京，亦未任仕職，乃決心興學鄉里，一意從教，俾能振奮人心，醇化國民，挽救民命，遂書生報國之志。約略言之，蔚芝興學，先後歷主南洋公學（后為上海交通大學）、無錫國學專修學校，達幾十年（後者更達三十年）之久，“國專”門下之學者，海內遍及。一九五四年，唐文治卒於上海，壽九十。來弔唁者凡二百五十餘人，張元濟，冒廣生、姚瀛、高燮、吳庠等人主持公祭，私諡曰：“文成。”

                                                                         2

       唐文治丁母憂歸里，睹國運衰頹，決意不復仕，救世利民之心，遂為政治所抑，然此志因得復申於教育之一新途焉。一九一九年，五四學潮大起，蔚芝歸田後所掌之南洋公學，“學風愈覺不靖”，且眼疾漸重，遂辭去是校教職。民國九年（1920），浙江錢塘施肇曾有意在無錫創辦國學專修館，遂與其相商，蓋蔚芝疾人心之日下，國勢之衰憊，而冀吾國固有文明化生人才，以圖振起，遂允之，斯館因以立，其旨謂：

       爰宣佈講學宗旨，略謂吾國情勢，日益危殆，百姓困苦已極，此時為學，必當以“正人心、救民命”為惟一主旨，務望諸生勉為聖賢豪傑，其次，亦當為鄉黨自好之士，預貯地方自治之才……他日救吾國、救吾民，是區區平日之志願也。

       蔚芝辦學設教，徒為一救國救民之公心耳。而其同年擬定的《無錫國學專修館學規》中亦稱：

     “吾館為振起國學修道立教而設，緬懷往哲，能無奮興復聖，有言有為者亦若是。”

        蔚芝之志可謂大矣，此于時賢為教，徒為一身生計、一生名利而慮，其旨之高下不啻霄壤。而蔚芝治學，實著眼吾國文明之全體，於四部無所不涉，著有總集《茹經堂文集》、經部有《孝經大義》、《詩經大義》、《尚書大義》、《禮記大義》等、子部有《孟子大義》、《大學大義》、《紫陽學術發微》、《陽明學術發微》等、集部則有《古人論文大義》、《茹經堂奏疏》等，其學術之所發復，亦非時賢所倡“整理國故”之可比，蓋時賢為西學所囿，非實證不言科學，非考據不言史學，久之，學者自外於吾國文明，於吾國史實徒生莫大懷疑，不若蔚芝之為吾國文明所化，其立論，疑信之間，自在吾國文化方寸之內，而於時下之新局面，則能擷取經典所含應對之道。此所謂“舊枝發新芽，”亦“推陳出新”之謂也。

        無錫國學館甫立，即於無錫、上海、南京三地招考，“報名者近千人，”然僅錄取二十四人。民國十年（1911）開館後，館內所授課程，經史子集四部之學并重，於經學，蔚芝親自授課：

      （ 民國十年）正月……二十日開館，余親自上課，每日二節，講《論語》、《孝經》、《孟子》。（民國十一年）正月，開館上課，余講授《左傳》、《禮記》、《大學》、《中庸》。（民國十二年）正月，開關上課，余講《周易》及《性理學大義》。

        子學則重在通讀《荀子》、《墨子》、《老子》、《莊子》等著作，集部，於文則讀《文心雕龍》、《昭明文選》、《古文辭類纂》、，於詩則讀《唐宋詩醇》、《十八家詩抄》。關於無錫國學專修館教學之具體情形，当时求学于无锡国专的钱仲联先生有记：

         唐先生辦國專，教學方式類似舊時代的書院，主要講授五經、四書、宋明理學、桐城派古文、舊體詩，旁及《說文》、《通鑒》和先秦諸子。義理、辭章、考據，學生可以就性之所近偏重，漢宋兼采。

講授古文時，蔚芝：

         ……曾得桐城吳汝綸先生朗讀古文之傳……示範朗讀，抑揚抗墜，陽剛陰柔之文不同其調，我們都仿效其讀法，天天淵淵金石聲滿天地，號為“唐調”。

錢穆先生時為無錫江蘇省立第三示範學校教師，曾與蔚芝有數面之交，《師友雜憶》有記，庶可想見其風範：

       余在三師時……唐文治蔚芝，為余生平交遊中之最年高者。余離三師前，乃一度晉謁于其無錫城中水西門之私邸，時蔚老精神甚健旺，相談近兩小時。惟憶蔚老告余，彼……雙目失明……其在國學館講授，悉由記誦。遇記誦不諦，乃由一助教同在講臺上侍立蔚老旁，隨時提示……抗戰后，蔚老病卒于滬。其氣度風範則常留余心目中……蔚老真未余平所遇一近代中國之典型人物也。

民國十二年（1923），王卓然受中華教育促進社所托調查中國教育，後著成《中國教育一瞥錄》一書，是書亦載蔚芝授課情形：

       ……唐年已六十歲，雖然雙目失明，每周尚教書二小時，他每教此二小時書，預先須預備四小時，令人翻他所指定的書，讀給他聽，並令旁人抄寫，學生作為文章，亦由彼自改，改時令學生讀給他聽，他說如何改，學生便如何改……

        而觀乎斯館內部之佈局，亦足見蔚芝育人之旨趣，於此，錢仲聯先生亦有記云：

        唐先生對學生除傳授學問外，尤重視道德教育，以身示範，校園中對聯有“栽培樹木如名節”的話，禮堂中聯語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話，大家得到一定的燻陶，後來在不同的時代要求下，在教學崗位上，都把德育放在首位。

       蓋錢先生所謂道德教育者，實寓含蔚芝冀得“救吾國”“救吾民”人才之苦心，如其所擬的《無錫國學專修館學規》中含有“躬行”、“孝悌”、“辨義”、“經學”、“理學”、“文學”、“政治學”、“主靜”、“維持人道”、“挽救民命”諸學習規範與責任，足見蔚芝育人，以立德為基，學識為中柱，而置於上者，斷為維持人道、挽救民命，此宗旨一以貫之，則為先生設教之精神，“國專”之靈魂所系。

       民國十六年（1927）六月，無錫國學專修館為國學專門學院，八月聘請錢基博為教授，此时的“國專”已是名流雲集之地。如高薪聘陳衍（石遺）講授《通鑒》、《詩》，顧實講授中古文學，而金松岑（壯游）、李詳（審言）、孫德謙（受之）、陳柱（柱尊）等諸傑，亦為其網羅，章太炎與先生為學宗主不同，然亦常赴斯講演，抗戰時，諸新舊學人如周穀城、蔡尚思、呂思勉、葛綏成、李長傅等亦濟濟於斯館授學。“國專”得人可謂極一時之盛，而斯館門下之學生如王蘧常、錢仲聯、唐蘭、吳其昌、畢壽頤、蔣庭曜、蔣天樞、周振甫、馮其庸等人，后亦無不自成一家。

                                                                             3

      《尚書大義》成於民國十七年（1928）五月，此時距民國元年蔡元培宣佈廢除學堂讀經科已有十六年。蓋清廷覆亡后，應否讀經厥成學界一討論之話題。而蔡元培竟發此舉實啟以後爭論之端緒。此後讀經問題迭經袁世凱、嚴復、楊度以及五四諸君子之反復，本非問題的讀經真已成一大問題。

       是書初為蔚芝自編之教材，然亦有因時勢而發也，此或可於《教育雜誌》1935年出版的專號《讀經問題》中就讀經之問題徵詢學界意見，從而引發的討論中窺見一斑。唐文治先生論讀經問題曰：

       竊維讀經當提倡久矣！往者英人朱爾典與吾華博士嚴幼陵相友善，嚴嘗以中國危亡為慮，朱曰：“中國決不至亡。”嚴詢其故，朱曰：“中國經書，皆寶典也，發而讀之，深入人心，基隆扃固，豈有滅亡之理？”余謂朱說良然，吾國經書，不獨可以固結民心，且可以涵養民性，和平民氣，啓發民智，故居今之世而欲救國，非讀經不可，顧願讀經所以無統系者，一程度淺深，極難支配，二難得通達之教師，三難得顯明易解之善本。

蔚芝以為救國之要在讀經，而讀經之要在求善本，其作《尚書大義》，蓋亦欲為讀經教育提供一淺顯之善本也，故又曰：

       凡通經宜就性之所近，專治一經精通之後，再治他經，循序漸進，不能拘定年限，務宜研究微言大義，與涉獵章句者不同，其尤要者，實施之於政治，推廣文化，改良人心風俗……鄙人所編《十三經提綱》，《周易消息大義》、《尚書大義》、《洪範大義》、《禮記大義》、《中庸大義》各書，均可藉以入門。

       上述或為唐氏書成七年之後所論，不足真切作書時之心意也，然斯旨之微，則於是書序中益見之：

        說者曰：“……《尚書》掇拾於煨燼之餘，所傳者其人與骨朽已久矣。其所言之典章，廢亦數千年矣，而子亟亟焉修明之，宜乎為世所屏棄矣。”應之曰：“此不通之論也，夫立法以垂後者，千古之常經，因時以制宜者，天下之通義……聖賢之學，曷嘗迂闊而無用哉！化而裁之，存乎變，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茍得其意而善用之，則前代之典章，舉足為吾之新法。不得其意而妄用之，雖世界極新之法，適足以為吾之害。”

        唐文治先生提倡讀經，欲於經中摭取前代之良法美意，善用之，為吾國今日之新法。蓋經中本存有千古不變之義，道德、典章皆寓焉，良法美意亦俱托之而存焉，茍不讀經，遑論善用之。此“善用之”與彼推廣之、啓蒙之，其義一也。此尤可見蔚芝七年之間，論讀經之旨仍一以貫之“舊經新讀”，然此新非除舊佈新之謂，乃推陳出新之謂也，其途轍所歸，要之，皆不出救國利民之心也。

       是書分內外兩篇，外篇多為考辯之文，“考古今文源流，”於《尚書》學史

       上聚訟紛紜之諸大問題匯而辨焉，如《尚書釋名》、《尚書今古文真偽及篇次目錄考》、《偽泰誓考》諸文，計十二篇。蔚芝於此諸文，遇有疑處，時有所自發，不囿漢宋門戶，亦不專宗一說，故時有持平之論。如其論《尚書》釋名：

        鄭君譬諸“天書”，蓋本於二十八篇“上象二十八宿”及“璇璣鈐天行”之說，故謂之若“天書”耳。又《大傳》子夏對孔子謂《尚書》之論事……亦鄭君所本……未免尊經太過矣……《尚書》之名，乃上古之義。偽孔之說得之，《尚書》之名，不起於伏生，簡氏之說得之。然而以今之《書》為《尚書》，則始於漢，偽孔之說，亦非盡誣也。惟鄭氏尊若天《書》之說則妄耳。

       又如其《詩經大義》序中所言：

       或曰：“近代說《詩》家夥矣，子治詩以何家為宗？答曰：‘吾治經，知孔門家法而已，近代諸家，僅供參考，非所宗也。”

       足見蔚芝治經，惟正是趨，惟中是執，不拘宗派。

       然蔚芝非刻意與“近代”諸家立異，其《張霸偽<尚書>辨》、《梅賾偽<尚書>辨》、《豐熙偽<尚書>辨》則一引清儒治經諸家辟焉。其“採擇精博，斷制謹嚴，擷江、段、王、孫諸家之精華，”俾不僅使己意得發，亦令先賢之確說不廢也。  

       是書內篇則盡為論說之文，計二十篇，較之外篇，益見蔚芝所重，蓋大義者，實闡於此也。二十篇論說文，皆以《尚書》諸篇“發揮每篇精義，”其論多立足政治，發救世利民之心，故言談不空，而義理則浸乎實際，冀矯當世之弊也。如《<堯典><皋陶謨>篇政治學（論三微五著心法要典）》云：

       案其中篇又贊舜曰：“克諧以孝”，其大義可謂深切著名矣。然則為政之經，必本於孝，必本於和睦，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人親其親長其長，斯天下平，若不能孝不能和睦，何以為共和乎？

以為天下共和之策在於為政本孝，而孝之功用，《尚書》已明言矣。

       又其論學校之教育，當涵養人之性情，以期政之大治。而《尚書》中所論，具得中和之道矣：

訓夔曰：“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蓋虞庠之教如此，即周時大樂正之法也。政治原理，務在涵養人之性情，以成其德器，若弁髦倫紀，直而不溫，寬而不栗，剛而虐，簡而傲，則皆軼乎範圍之外矣，豈設學之本旨乎？

若學校育人之旨從《尚書》中求之，力行之，則何懼社會之不克諧和哉？

       而《<盤庚>篇政鑑（論盤庚能融新舊之界不尚專制）》一文則尤發時賢之所未發也，蓋其時專制為時之趨新學人所創，中國傳統本無所謂專制與民主之體，故此之所發乃不得已耳，此論實為辯誣之言也：

      （《盤庚》）中篇之末曰：“乃有不吉不迪，顚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何其專制之甚歟？曰：“非也，盤庚仁人也，愛民之至者也。順民之好惡者也，豈有違眾而拂情者哉？特後儒不通經義，誤解其語意，乃以為專制爾。”

然吾等若撇此專制之偏見，由蔚芝所設之意境而入，則或能欣然登堂入于室中，誠心體認，觀乎古聖王諧美之治矣：

       是橫民也，是姦宄之民也，故旣欲其齊位度口，又防其顚越不恭，而欲嚴刑峻法以制之，豈專制哉？所以順公正之好惡也，蓋公正之好惡，不可不從，而私情之好惡，不可勉徇也。一時之是非利害，不可偏聽，而百世之是非利害，不得不力爭也。是真仁人之用心也，而殷民之所以深信盤庚之用心者，厥有三端：一曰融新舊之見，二曰判誠偽之界，三曰嚴義利之辨，三者明而政治一出於大公，民心之嚮也，遂如眾星之共之矣。

       民心之能向於盤庚，皆因其能為公去私也，若乎孫文登高呼曰“天下為公”，而諸革命黨人贏糧影從，其理一也。

       又其《<洪範>篇政治學四（論八政之原理農工商兵宜相通而不相害）》文，其解則純乎注意世下實業之興，此解蓋與蔚芝早年任職戶部、商部及退仕歸里興學，主商業大有關係焉，而解經之途徑則非取法西來之經濟學，則一以本之中國儒家之固有解釋传统，其實欲以《尚書·洪範》闡發之精神，引導各業致於和也，此實“多有先儒未經道者”：

      吾謂忠恕之道，當先施之於農工商，一貫之道，當先推之於農工商，中和之道，當先致之於農工商，此政治之精理……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夫天下為一家，非易言也，必農工商先為一家而後可。中國為一人，非易言也，必農工商先為一家而後可。故曰忠恕之道，當先施之於農工商，一貫之道，當先推之於農工商也。

       農與工和，工與商和，商與農工和，師與農工商和，且與賓和，有人調劑於其間，國未有不安且存者也，農與工讎，工與商讎，商與農工讎，師與農工商讎，且與賓讎，有人離逷其間，國未有不危且亡者也。

       蔚芝之論，純為國之政治而發，“于禪繼大義，著作本源，闡發無遺。”《尚書》諸篇實為其發諸政論之絕佳場所，而是書——《尚書大義》則不僅如蔚芝前言所謂“藉以入門”之書耳，實先生仕途不遇，退而歸里，雖“新朝”屹立，然世風不再淳古，政治則一以拋棄傳統，書生懷志，卻報國無門，故特藉此書借以發鬱憤之幽情也：

      鄙人默察近來世變，人心尚欺詐，殺機循環不窮，倘不本孔孟正道以挽回之，竊恐世界劫運，靡所底止，深望海內賢豪，相與講道論德，以期經明行修，正人心以拯民命，救中國以救世界，此鄙人馨香以祝之者也！

內篇諸文，實深報斯“正人心，拯民命，救中國以救世界”之旨也，而宋儒之以《尚書》為治國之大經大法，其先見，不徒蔚芝得之也，是永為後世賢君子所遵立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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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書大義》列為《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叢書》之十二，民國排印本，近年林慶彰已照原本收入其主編的《民國時期經學叢書》。

      此次整理即據天津市人民圖書館所藏本，封面鈐有《□□文化教育學院圖書館》印，標點俱從新式。斷句則多參考原本，錯字、異體字詞皆遵原書，庶幾得存原貌，以裨讀者玩索之便也。

                                                                                                             後學陳文嘉識於廣州

                                                                                                           二〇一年五月十四日